↑↑↑点击 　　曼德尔施塔姆最初是十月革命的拥护者。爱伦堡写道：“我是在莫斯科认识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的，后来我们常在基辅索非亚大街上那个希腊咖啡馆中见面，他在那儿向我朗诵了描写革命的诗：‘啊，执法如山的人民，你是太阳，在沉闷的岁月冉冉升起。’”P43 　　在《时代的喧嚣》中，曼德尔施塔姆写到他对革命的预感：“是的，我用远处田野上脱粒机那警觉的听力听到，那在不断膨胀、逐渐变沉的，不是麦穗上的麦粒，不是北方的苹果，而是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在为倒下而膨胀！”“我感到茫然不安。世纪的一切骚动都被传到了我的身上。周围奔涌着一些奇异的潮流，从对自杀的热衷到对世界末日的渴望。” 　　年在彼得堡，曼德尔施塔姆见证了二月革命和接踵而至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他在人民教育委员会工作。年，他随政府机构搬到苏维埃的新首都莫斯科。十月革命后不久，他的一首诗出现在11月15日苏维埃报纸《人民自由报》上，另一首诗出现在年5月24日的《劳动旗帜报》上。 　　年至年内战期间，他四处漂泊，曾被不同的阵营抓获。……P53-54 　　年，沙皇政府宣布废除农奴制度，但结果是造成进一步的两级分化。这就形成了以捍卫公社为宗旨的民粹派运动，它在改革后20年成为俄国反对派的主流。自年起，俄国开始了摧毁传统公社、实行土地私有化的“斯托雷平改革”。这一改革造成进一步的不平等，所谓“解放”，其实是扶持农村的“强者”即富农的势力，而把“弱者”即广大穷苦农民扫地出门。 　　而铁腕下的安定产生了“斯托雷平奇迹”：从到年间沙俄经济持续高涨。在市场大潮中，俄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商热。年的政治热情似乎已一去不复返，于是当年的反对派知识分子陷入了空前的尴尬中。……而国内知识界日益保守化、边缘化的同时，下层由于不满积蓄了日益强烈的激进情绪。P59 　　列宁在年断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而到了年则改称：“正是为了社会主义，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 　　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拥护十月革命的，革命带来自由的希望。……然而，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冲突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也许高尔基是个典型的例子。P60 　　西方的不少传记和文章都提到，曼德尔施塔姆从一开始就对革命持有敌意。这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无疑和当时东西方的冷战有关。曼德尔施塔姆与革命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和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期待有关。 　　（娜杰日达：）“而事实上，20年代为我们的未来打好了所有基础：诡辩的辩证，废除旧的价值，全体一致和自我贬低。真的是那些调门最高的先死——并非在准备好的为未来而战的战场上。”P61 　　（娜杰日达：）“未意识到他是相信革命的，对他所知不多的人对他的生活往往会简单地图解，淡化他思想方式的主要成分。没有这‘革命’的因素，他就不会那么注重对事件进程的理解，用他的价值尺度去掂量它们。若他简单地背对现实，生活和调整就容易多了。这对M来说是不可能的——他必须像他的同时代人穿过同样的生活通向逻辑的终点。” 　　年，在苏联第45期《读者与作家》杂志题为“苏联作家与十月革命”的调查表上，曼德尔施塔姆做了如下回答：“十月革命不可能不影响我的工作……我感激革命，由于它一劳永逸地结束了精神的供给和文化的租金……我感到自己是一个革命的债务人，但我也在带给它一些它此刻还不需要的礼物。”P63 　　他（赵一凡）要把诗人们“养”起来，给他们出版诗集，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一句话，让他们好好写诗。我有点儿受宠若惊，但同时也怀疑实现这种乌托邦的可能性：“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吴注：很多人为“安得广厦”这几句感动不已。但所谓“天下寒士”，并不是“饥寒交迫的奴隶”，或所有在寒风中无屋可居无衣蔽体的人，而只是“贫寒”之“士”，也就是类似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

　　北岛早年力倡诗歌和政治分开，但早期的部分“政治”诗是他最有份量的作品。不过，也许如北岛所说：（诗人、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在这本书里，北岛很注意自己所写的这些诗人与政治、革命的关系……

　　政治触觉的退化事实上伴随着知识份子思想水平的退化，使他们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同样糊里糊涂，瞎子摸象。韩××有篇文章谈到：二十年来出版的文学史，都有意地把“大师”们的政治倾向遮掩起来，模糊掉了……

　　北岛在《革命与雏菊》一文中谈及尼加拉瓜革命。他写到自己跟那位仇视革命的外国朋友争辩，批判美国扮演的角色……但最后，革命的“堕落”也增添了他的灰心和茫然，在“革命与专制”之间彷徨失路，结论无非“权力使人腐化”，不能碰，不能夺取（也不能最终消灭）。这世界上可以落脚的地方，大概就只有“边缘的自我”了。

　　这篇写曼德尔施塔姆的，也在仔细辩析诗人和俄国革命的关系，对革命的态度演变。他试图祛除对革命的“简单的”敌意，引用列宁“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带有更明显的“更进一步”的“进步”愿望。文中还提到年初赵一凡“锒铛入狱”，自己因被卷入而产生恐惧：“半夜有汽车经过都会惊醒我，再也不能入睡。我那时终于懂得：革命不是想玩就玩的游戏。”——综观全文，以至全书，北岛对“革命”宛似带着一种“怅惘之情”。

　　从沙俄时代农奴制的废除直到二十世纪初“经济持续高涨。在市场大潮中，俄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商热……”云云，显然在持以对照当下。】

策兰：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

帕斯捷尔纳克：热情，那灰发证人站在门口

艾基：田野——似闪向天空的光芒

张枣：谁都知道，用韵律写作的俄文诗歌是人类最美丽的最伟大的精神冒险。而您几乎不用韵，这是为了反抗官方话语美化生活的企图吗？

艾基：不是几乎不用，而是从来不用。一种专制的意识形态总是要求制度化、类同化，让每个词都穿上坚硬的装甲；它要的是没有生气的词和人。但诗人的内心是自由的，他表达的人和物得是活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用韵就像下象棋，尽管棋路千变万化，但它总是有一个极点的，到了极点就只有重复。诗的节奏和韵律发自一首诗内在结构的需求，只有在必需时，这些外在形式的东西才能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反叛。但一般来讲，韵律总是束缚思想、与自由相悖的。

……

张枣：诗人能够既是政治动物又写纯诗吗？比如茨维塔耶娃？

艾基：茨维塔耶娃是一个美妙的诗人，但就意识形态而言，她才幼稚呢。有一天她写了首《献给白军的神》的诗，一部拥护君主制度的作品，她丈夫，一名白军军官，回家后看了说，马丽亚，你什么都不懂，白军的神可真是天灾人祸。……P-

　　艾基的诗歌正是对官方话语的一种解构，这种解构是从语言内部开始的。……正是在高度集权的勃列日涅夫统治的迫害压力下，艾基创造了一种“隐微写作”，这种釜底抽薪式的语言颠覆，足以动摇那貌似坚固的官方话语的大厦。P-

　　我和戈林娜（艾基的妻子）一起唱起俄国民歌和革命歌曲，从《母亲》到《喀秋莎》，从《小路》到《共青团员之歌》。戈林娜极为惊讶，我告诉她我们是唱着这些歌长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俄罗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边走边唱，甚至踏着那节奏跳起舞来。艾基的眼中也闪着光，跟着瞎哼哼。戈林娜突然感叹道：“真没想到在美国居然会唱这么多老歌。”“这就是怀旧。”我说。她一下沉下脸来：“我一点都不怀念那个时代。”P

狄兰·托马斯：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

问：你是否在写诗前等待一种自发冲动？如果是的话，它是词语的还是视觉的？

答：写诗对我来说，是建立一个正规的词语密封舱，既是体力劳动又是脑力劳动，最好能有一个主要的活动支柱（即叙述性），多少支撑那来自创造性身心的真正动因。动因总是在那儿，总是需要具体表达出来。对我来说，诗歌“冲动”或“灵感”只不过是突发的，通常是体力上的，如同能工巧匠的那种技艺。最懒的工人冲动最少。反之亦然。

问：你是否支持任何政党或政治经济信条？

答：我支持任何主张人人完全平等、人人共享生产资源和产品的革命政体，因为只有通过这样实质性的革命政体才会有公共艺术的可能。

问：作为一个诗人，你觉得什么使你区别于一个普通人？

答：所有的人身上都有同样的动因，我只不过用诗歌这种媒介来表达而已。（P-）

　　他在给《年最佳诗选》的编辑的信中指出，他选的都是最糟糕的诗作，“对诗歌的智性阅读是有害的；一首从另一首吸血；两种相近的才能最易于互相抵消。”在给两个青年诗人的两本诗集写的书评中，他是这样开始的：“即使报以最大的同情，这样的诗人还是应该每周被踢一顿屁股。”

北岛

中国文史出版社，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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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北岛·“思想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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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整理方含和伊群的“巴黎公社诗”那段公案（方含│依群│纪念巴黎公社（）），想到一个问题。文革早期运动结束以后，感到“不甘”或“幻灭”并开始“异议思想”之路的主要是两拨人，一拨是干部子弟（如方含和伊群），一拨是旧上层阶级子弟（如北岛）。有机会弄到灰皮书黄皮书以及其他禁书的，主要就是这两拨人。他们的后来的“异议”或反抗，几乎没有向左的。《中国“文革”时期民间异议思想文献选辑（-）》，基本就是这两拨人言论。事实上是他们主导了后来的“思想启蒙”。

　　说是“民间”，但宣扬“血统论”的是高干子弟，反对“血统论”的是“出身不好”的家庭子弟，也就是旧上层（至少是中层以上）阶级家庭的子弟。

　　平民或贫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比如梁晓声，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而是汇入“伤痕文学”之类的潮流里。

　　波兰复辟后，瓦文萨之流把波兰工运勾画成一场自觉向资本主义“回归”的运动。一个波共时期坐牢的团结工会左翼分子答道：“如果是为了资本主义，我一天的牢也不会愿意坐”。〔注：记忆有误，原话是“我可不会为了资本主义而去坐哪怕一个礼拜或一个月的牢，更别说八年半了！”〕当年的中国，没有这种比较自觉的左翼分子。即使嘴上能说类似的话，意识层面能这样想，但实际上还是差很远。

　　王安忆关于与陈映真交往文章，也是明显例子。这些后半代的知识分子，跟阶级斗争、反资本主义斗争，在心理上是极其隔膜的。

　　老辈人出国后左转的有几个？我所知道的，最明显左转的是北岛，去年他写过一首挺长的诗，写工人，我读得满感动。诗人中极少见了。他的《时间的玫瑰》一书很注意勾划那些大牌诗人的政治态度，他有很多文章都在了解和探讨历史上以及许多国家里的革命，虽然他对多数结局感到失望，而且时不时地要退回到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堡垒中喘口气，但确实表现得非常认真，是一种试图寻求精神出路的态度。

　　北岛是金融界精英的后代，读北京四中的时候被高干子弟同学打击，语言上打击吧。所以后来他会写献给遇罗克的诗，《回答》、《结局或开始》，两首都写得很好。我一直认为《结局或开始》是北岛最好的诗。

　　毛时代相当多数知识分子都当过一段时间的工人，不管是高干子弟，还是旧精英的后代。

　　方方也做过工人，还写过表扬底层劳动者的文章。只要劳动者好好干活，对她们没有威胁，没有冒犯她们，不会引起她们不快，方方们是乐于表扬表扬劳动群众的。

我们的根据地在车间，在工地，在一切需要劳动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