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汤海山

如果一个人，成为他那个时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他以及得到他亲切分享那些事件并感同身受的人，都应该因为这种特别的阅历而感到幸运。在我有缘邂逅的杰出人物里，倪征燠先生 “国际特征”，他亲历多个世纪重要事件的精彩传奇，难以用文字描述。

他几乎穿越一个世纪时空的漫长人生，串着许多值得全人类纪念的重要日子。无法追随他的身影，回到那些时刻和场景，但应了友好的约请，走进他归于宁静的普通生活，得以触摸已经化作历史封面、却仍然不旧的画卷。浮现的一幕幕风景，曾经令人怦然心跳，时过境迁也没消减神秘。

在北京东交民巷的一幢高楼的过道，按响一个门铃，开门相迎的人，正是倪征燠先生。满头银发，比我想象的鲐背之人年轻得多，虽已90岁，却刚刚退休，仅凭这一点就注定是职业生涯的奇人。我们相互认出来，未曾相见已相识。并不宽敞甚至可以说局促的客厅，整洁而优雅，显然有过精心准备，茶几上摆着一些待客的香蕉、荔枝和饮料。

他，坚持要亲手给我们剥香蕉皮。

他说，家里白天就他一个人，女儿乃先傍晚才下班，中午也不回。我说，我和爱民是吴江菀坪人，他思索片刻，说不知道菀坪，只记得小时候吴江是十八乡，黎里、震泽、平望等是大镇。我说父辈的藉贯是八都，他记得这个地名。我解释，菀坪是年才建置的，在太湖边上，然后，他想起来了，说今天《人民日报》上有菀坪的报道。

他告诉，去年才回乡探访松陵镇。上一次到松陵，还是年，是在黎里“四高”上学时，到县城参加运动会。其间隔了漫长的78年。

他忽然笑着说：“我去年到吴江，没能见到你。你出差了。”他居然还记着这件事。作家吕锦华到北京时，我曾请她代向老人问好，他也跟锦华说，同我缘悭一面。锦华回苏州时给我电话，转达他的牵挂。我非常歉意地说：所以，这次，我一定要来。

“我生于年，14岁离开家乡后，在美国就学3年，上海前后30多年，东京3年，北京30多年，海牙9年。”

倪老沉思着，缓缓地讲。音调儒糯，轻声柔语，却蕴含一股沉稳充沛的中气。

出生苏州吴江的黎里古镇，书香门第。镇上出过一个在中国法制史留下姓名的人物蒯稚，晚清浙江臬台，因参与制造“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被革职抄家。因为戏剧的传播，这个案子江南家喻户晓。不过蒯稚留下的是坏名声。他幼读包公事迹和《史记》，也知道这出戏。他的出地生似乎注定要与法律结缘，后来他以在国际法学界的隆誉，为家乡赢回光荣。

3岁的时候，一场大火，烧毁祖屋，倪家顿时陷入生活困境。勉强读完私塾、小学，考到上海虹口私立学校澄衷中学。两年后转学，就读沪江大学附中。17岁那年，直升沪江大学。

一次课余，出于好奇，他去租界看会审。那时凡涉外国人的诉讼，须由中国法官会同该国领事共同审理。由于意见不一，外国领事竟一把将中国法官挂的朝珠，野蛮地扯断。那一地的朝珠，改变了他的读书方向。

暗立挽回法权志向，不久，便再次转学，走进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课堂，蓄志学法。

那是一段艰难的求学生涯，一天到夜在三处疲于奔命。清早，赶到江湾持志大学文科上课，因为已经决意留美深造法律，知己知彼。美国大学规定，攻读法学博士，要取得法学、文学两个学位。所以他同时上两所大学。10点过后，赶往唐山路母校澄衷中学教英语，挣学费和生活费。中午稍息之后，再到昆山路的东吴大学上课。

22岁时，他在东吴、持志两所大学同时毕业，将家中分到名下几亩薄田抵押掉，又向两个同学借贷，凑到船费，远涉重洋。黄埔江码头，美国几所大学正在船上搞活动，邀请有英语基础的学生参观。他问，美国什么大学法律专业 ，有人推荐斯坦福大学。他就去了。

仅仅一年，轻而易举戴上法学博士帽。23岁的博士论文，已显示不同寻常的才华和远见。似预见到未来的一些法律原则，提出“侵略有罪”。

应了小时候在黎里家的佳话。他8岁时，常和父亲对对子。一日，伏在书桌上写出两行联语：“今日藐乎一学童，他日中国主人翁。”父亲见了，大赞：“此子今后非池中之物。”

跨出斯坦福大学校门，到美国东部马里兰州，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荣誉研究员，与在沪江大学时就已心仪的女同学张凤桢久别重逢，她也在这所大学的研究院，攻读政治学和外交学。张凤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时，他俩的爱情也瓜熟蒂落。

新婚燕尔的博士夫妇，取道西雅图，乘船回国，夫人执教上海大夏大学，他则在上海的东吴、持志、大夏三所大学教法律。

夫妇俩都是上海知名的兼职律师。

北京十月的午后，室内秋凉暗生。他感到了寒意，从躺椅上立起，问我们冷不冷，说着伸出手掌让我握，是冰凉的。他要去书房拿取暖器，边走边说，开通暖气的时间还没到。陪他到书房。

书房不足十来平方米，简洁古朴，一壁书架，摆着法律图书；一壁墙面，挂着一排年历，每年一张，每张场景里，有十五个大法官在法座上坐着，其中 的中国人，就是面前的老人。

朝南的窗口，阳光温情脉脉，我们就在狭小的书屋，继续徜徉在他从容的回忆里。

淞沪战事起，被迫短暂离沪，在南京的司法行政部任“编纂”。不久又回沪，担任上海特区法院理事。年1月，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宣布放弃“领事裁判权”以后，被任命陪都重庆地方法院院长。司法行政部部长对他说：“年的束缚被解除，法权完整了。你留学美国，又在上海特区法院办过许多涉外案子，能称职的。”

两年后的盛夏，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倪征燠以司法部参事身份，乘美国军用飞机离渝，赴美考察司法。将近一年，他沿着美国东海岸绕了一圈，走遍各州法院，观摩司法实践，看美国法官如何开庭、采证，以及庭审的规模、仪式等。顺道访问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的司法界。年6月，乘坐“格兰恩斯德号”商船归国。

《美国和英国的司法制度》这部 的考察报告，是这个时期法律研究与考察的杰出成果，与他后来最 的《国际法中的司法管辖问题》、《国际私法》(翻译)，以及一系列有关海洋法的著作一起，成为新中国外交官的必修课。

远离祖国的日子里，中国迎来了世界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还没有踏上国土，一个神圣的使命，为受尽战争屈辱的中华民族伸张正义，已在等他。

就在离美前一个月，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个日本战犯开庭审判。中国司法当局以为审判只是形式，极不重视，只派5、6人办理检务，苏联仅参战一周，就派70多个检察官，经盟军总部劝告，才降至40人。审判完全按英美法律行事。中方毫无准备，证人不足，大多未持证据。

审判中，中方证人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将军强势指出：“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日方代理律师当即反问：“日军如何杀人、杀多少人，烧几处火，证据何在？”面对质询，竟然懵掉，不知如何回答。几轮下来，未能做出一条有效控诉。秦德纯跟倪征燠慨叹：“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战犯审判我们。”他承认，战争过程中，没有一个司令官想到保存证据，作为日后控诉战犯之用。

南京政府震怒。中国检方就主权立场和战祸起源立论，最主要的目标任务，就是要把罪责最重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送上绞架。以中国人的理解，日军在中国的罪行举世皆知，还需要证据？当时中方对审判的 准备，便是由检察官向哲浚向远东军事法庭递交中国政府认定11个战犯的名单，位列 的是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

半年过去，因为拿不出证据，对土肥原、板垣的审判，已交菲律宾检方，中方陷入极度尴尬的危局。如果没有证据，纵然罪恶累累，也会宣布两犯无罪，国耻难洗，还蒙上新的耻辱。

这就是被称为“世纪审判”的东京大审判，在倪征燠救援之前，所面临的危急情势。

倪征燠返国，到司法部述职，遇上从东京赶回告急的中国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浚。他们三人是东吴法学院出身的翘楚，向哲浚与他还曾二度同事，深知论对英美法系的熟谙，国内舍倪无二，力促司法部长邀请他出征增援。这样重大的事，倪征燠当然是当仁不让的。但他感到悲愤，遭受十四年的侵略，牺牲千百万同胞，竟连证据都提不出。

临危受命，这一个危字，事关一场特殊的战争，法庭上的“抗日战争”成败。也不仅事关正义的惩罚，更是对战争的反思，对世界和平的祈求。东京审判的时候，中国人民还在这场持久侵略战争造成的深重苦难与巨大伤痛中。倪征燠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顾问组”组长，既是首席顾问，又是国际检察团成员。但若不提出有力证据，就算他站到法庭上，也未必能转变颓势，一挽狂澜。

审判，可不是抓起来判刑那么简单，需要证据。世界上通行的法系，主要两种，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当时中国采用大陆法系，而东京审判用的是英美法系，两者存在很大的区别。比如大陆法系的证据来源是书证为主，而英美法系人证为主；审判模式，大陆系以法官为主导，而英美法系是律师主导。 的区别，大陆法系是究问制：先假定你有罪，然后由被告方来证明自己无罪，再由检察官提出控告；英美法系是对质制，以证据为中心，假定被告无罪，由控辩双方（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就证据进行辩论。

倪征燠承担的任务，就是充当主力，重新翻盘，扭转整个局面，从而完成中国政府最主要的诉求，重要性非同寻常。而他要搜集证据、追寻正义的过程，比所能想象的更加复杂、曲折、艰难。

几乎从零开始，一点点搜寻拼凑线索，寻找日军的战争罪行线索。他并未马上赴东京，而是先到北平。当时日方几乎销尽证据，而中方军事将领缺乏战争过程中的证据保存常识，取证极为艰难。在陶然亭监狱，找到曾在伪政府任职的重要汉奸，设法让他们写文书证词。三人中的两个佯装不省人事，另一个写后又焚毁。

并非一无所获，他找到吴佩孚的遗孀张夫人，土肥原曾经找吴佩孚，和唐绍仪合作成立傀儡组织，吴佩孚不愿合作，被日本牙医毒死。关于“吴唐合作”的阴谋，后来是土肥原、板垣罪证的一部分。

但证据仍远未充分、有力。他想去东北取证，可是东北战事已起，火车都在运兵，已经无路可走。

时间紧迫，倪征燠虽觉两手空空，却必须飞抵东京。已是年2月，距年5月初开庭，一年快到了。这时的严峻形势是，最有利中国检方检察起诉的阶段已经过去，进入被告提出反证阶段。

对他的考验，不仅是平生所学的法学专业知识与运用能力，丰富的阅历、超常的睿智，尤其是对英美法系的洞察，也是必不可少。之前美、英、法三国的考察，如同天意，要让他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撬开正在闭合的检举战犯的缝隙。

根据英美法律，原告可在被告辩护时，提出“反诘”补充证据的条款，他建议中国检方采取的策略是：提取证据、见缝插针、适机提问。

他跟国际检察团检察长季南交涉，要求改变原先决定，将土肥原、板垣，从菲律宾检察官手里移交中方审问，夺回主动权。

鉴于日本关东军在华核心人物、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国民政府军政部、司法部找不出指控证据，而且他采取狡猾的特异立场，封口不言，使中方失去与他辨论，以及在辩论中提出罪证的机会，决定利用审理板垣之机，揪住土肥原。

这样，板垣、土肥原两个罪恶滔天的甲级战犯，就由倪征燠直接负责公诉了。

然而，此时手里还没有关键证据。赢得正义的胜利，依旧困难重重。他要求美方协助取证，允许进入已被查封的日本内阁、陆军省档案库，就地取材，搜寻证据。经 批准，他夜以继日，以难以形容的工作强度，查找罪恶的蛛丝马迹。

凭一双火眼金睛，历时7个多月，终于从资料堆里获取大量罪证。第三阶段开审后，倪征燠提出的70多条控告，详实准确，有理有据，得以有“资格”在法庭上，跟罪犯及其刁钻巨滑的律师，展开激烈的交叉辩论。正义需要自己争取，没有别人赠送的正义。

面对板垣的决战时刻，倪征燠怒火冲天，采取强攻，一口流利英语，势如破竹，将四亿同胞全部仇恨，倾泻在“反诘”之中。形式上是核对事实，实质上是重新提出罪证，看似控诉板垣，实际上土肥原也难辞其咎。高超的盘问和反驳技巧，使日本战犯为之震慑。

东京审判有一个 的历史现场。倪征燠首先给板垣设下一个圈套：你刚刚是说“九·一九”之前，你们没有战前策划？板垣回答，是的。倪征燠马上说，可是，你不是说关东军在皇姑屯事件前，已制定作战计划，是吗？他不停地使用一串环环紧扣的设问、反问，盘问板垣：

倪征燠：你同意制订这个作战计划吗？

板垣：我有必要向你说明一下，这个作战计划……

倪征燠：你只需回答“是”或者“不是”。

板垣：如果您仔细地读一读我的口供书，就会明白，我在口供书的前面部分讲到了，尽管关东军向（日本）中央提出许多希望，但中央根本未予采纳，因此关东军要根据现有的兵力以及各方面的情况制订计划。这是对口供书的正确解释。

倪征燠：我不想听你的说明，我要问的是这个作战计划是报告给了中央并得到同意了吗？是那样吗？

板垣：是那样的。

板垣已走投无路。正义的声音震聋发聩，他昏头转向，原本准备和中国人大战三百回合，至此难以推卸罪行。

但倪征燠并没有轻松，对付罪大恶极却老谋深算、一言不发的特务头子土肥原，更为艰巨。土肥原久居中国，与板垣都是日本军人最 的“中国通”。没想到艰难的过程，不乏戏剧化。

土肥原以为不开口，就拿他没办法。他的证人谎称他是忠厚坦白之人，只是办报收集新闻情报，并没有秘密活动。

倪征燠反诘时，向法庭提出证据《奉天特务机关报》，用他们自己报纸上一篇报道里的成语“谈虎色变”，证明中国华南地区对土肥原、板垣的恐惧。战犯律师说，这与本案无关，是谈老虎的问题。他于是解释这个成语，是说他俩像老虎一样凶恶。法庭上轰堂大笑，辩护律师哑口无言。

将两犯牢牢捆在一起，四两拨千金，这份报纸，就作为两犯的罪证，被法庭采纳。

由倪征燠担纲的反诘盘问，持续10天，发起一轮又一轮强硬攻击，成为整个审判的转折点。余页的东京审判记录，记载了他的不朽功劳。本来几乎已经脱罪的土肥原、板垣，最终与东条英机等7人作为最罪恶的首犯，被判处绞刑。

年11月4日，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读长达页的判决书，宣布：确认日本有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及对苏联、美国、英国，与其他盟国进行类似战争之罪。认为“九-一八”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日本是中日战争的侵略者。

这场世纪大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 的一次国际审判，也是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评价倪征燠：“为维护中国的民族利益做出了贡献”。

半个世纪后，倪老在他的书房，平静地透露一个秘密：“东京审判的两年半时间内，大家都废寝忘食。我准备了，如果板垣、土肥原无罪开释，没有颜面见江东父老，只能跳海。那时，我40岁。”

对于他来说，这是一场殊死之战。

他是我所遇最沉静、恬淡的人之一。不好言谈，不善交际，不喜张扬。说话非常轻柔悠缓，儒雅，慈祥，很难与那个 而威严、锐利、坚硬的东京审判检察官联系起来。但是，我能够体会到他的坚毅、顽强和决心。

老人打开一个普通的书柜。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套黑色封面装订成册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记录。抽出一册，是对土肥原贤二的起诉书，再抽出一册，是南京大屠杀魁首板垣征四郎的审判记录。这些已经发黄的英文打字稿，触目惊心，句句记录着侵华日军暴行。

当年在东京尽可能收集起诉文本、庭审记录、判决书等资料，准备带回国内出版昭示国人。遗憾的是，年，倪老从东京寄出两大箱资料，请上海高等法院代收，结果航运时全部丢失，随身带回的审判资料，仅是一小部分，也足足装订九大册。

东京载誉而归，备受瞩目。国民党政府先后以司法部次长、上海高院首检等高位，聘任倪征燠，都被一一婉拒。他宁愿辞官退隐，回到平静的书斋，到母校东吴大学任教。全国解放后，院系调整，东吴大学法学院并入华东政法大学。他被调到没有法学专业的同济大学，任图书馆主任。

他喜欢教书，当不成教师，是因为那时高校只有苏联教材，学习苏联的无产阶级法律，他学的是英美法，没有用处。

出于能够教书育人的考虑，他开始自学俄语，很快达到专业教师水平，一年后，到俄语系教书。

年，草长莺飞的暮春，周恩来电邀倪征燠入京，充实外交部的专家队伍。他隐退校园几年，年过半百，就在以为余生再也不可能从事法学事业，已经绝意时，逆转的机会，幸从天降。于是，欣然挈妇将雏，束装就道，就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不但继续法学生涯，还从此与外交结缘。

我问倪老：“听说周总理那时多次向您专门移樽就教？”他笑了：?“他那时兼外交部长嘛。”

年8月，毛泽东在水边避暑，望着蔚蓝而辽阔的远方，考虑震惊世界的问题。他把周恩来、乔冠华和倪征燠等，请到北戴河研究海洋宽度和法理依据。十几天后，中国政府宣布，我国的领海宽度，由3海里扩大到12海里。

倪征燠成为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建设者，起草 部《海洋法》。

年，知识分子悉数下放“牛棚”，他和全家正准备下乡，苏联人到北京，就珍宝岛问题进行谈判，急需法律专家。不曾想到以前让他教不成书的苏联人，这次帮了大忙，作为没有“严重问题“的知识分子，他是 留守在外交部的法律专家，纷乱中，意外地保全了自己和家人。

又一次命运的安排。

年深秋，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飘起五星红旗，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倪征燠是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顾问，他所特具的国际司法学修养与才能，再次显现世界舞台。

以后，他参加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开了整整十年，从加拉加斯、日内瓦到牙买加蒙特哥湾，于年12月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部卷帙浩繁的国际法规，多条，他是一条一条逐字逐句推敲琢磨过的，从酝酿、起草，到修订多年直至定稿，成为一部典范的中文法律文本。当时俄文版的表达中，用字有出入，有扩大沿海捕鱼权的迹象，对发展中国家不利。显然是有意的译错，他予以指出，并送交联合国秘书处，经核实，确实有误。一位联合国官员感到惊奇，“你什么时候学的俄文？”而起草委员会主任秘书说，“我险些被蒙混过去。”

“在外交部，我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外交上的法律问题。身为外交部的法律顾问，纯外交的活动也参加。”

他说，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他就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外交活动。

“另一种状况是，做国际法官时，也参加外交活动，凡是请外交官的活动，都请法官参加。”

关于角色的奇妙转换，峰回路转，或曲径通幽，或豁然开朗，历史性机遇降临，几乎是他一生的奇特现象。他的叙述，为我揭开他经历的又一辉煌篇章。

荷兰王国的海牙城，素有“和平圣地”美誉。这座风光秀美的城市，以海牙会议和联合国国际法院，驰名世界。和平宫是一幢 的建筑，里面国际法院的15个大法官席位，是国际司法界的 荣誉，而历届担任这一职务的法学家对国际司法界的贡献，以及国际法院在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更为国际社会所瞩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以后的35年间，中国法官无一能够进入这块圣地。候选国际大法官的标准，是极为严苛的，必须品格高尚，而且在本国担任过 司法职位、或被公认具备国际法学家资格，经提名，由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大会分别郑重选举，在若干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始能膺任此一庄重崇高的职位。

年11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同时举行投票，12名候选人，补选递补任期届满的5名国际法官遗缺，中国外交部法律顾问、国际法学家倪征燠博士，在安理会上，以14票的 票数，在联合国大会上，以票的 多数票，高龄当选国际法院法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位国际大法官。

这些选票，是国际社会对倪征燠和中国的双重评价。

国际社会在评述他荣膺国际法官的意义时认为：“从此足见中国当前的开放政策，已在国际间被获致至佳的反应，倪征燠博士在国际法官选举中之获提名与当选，实是中国受欢迎进入国际社会的又一明证。”

时任总理也特致贺信，说：“你是新中国成立35年来首次参加国际法院法官竞选并当选的中国籍法官，你具有国际法的渊博学识和多年从事法律工作的丰富经验，定能胜任这一重要职务……我深信，你作为中华文明和中国法系的代表参加国际法院的工作，务将同国际其他法官一道，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为伸张国际正义和公道，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国际法律秩序，作出卓越的贡献。”

倪征燠当选国际大法官，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标志着中国重新回到国际司法舞台。西方国家代表私下说，中国提出一位候选人的决定，是在世界舞台上扩大中国作用的又一步骤。他的当选更体现世界对中国实施的新政策，以及走向法治国家的肯定，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注意。美联社在 时间报道，台湾、港澳地区的反响更是强烈，纽约的华文报纸发表长文专访，表达海外华人的自豪与期望。

我忽然想起晩年在美国的顾维钧，就问倪老，有没有见过。

闻讯倪老当选的消息，年届96岁高龄寓居纽约的顾维钧，委托女儿向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凌青表示，希望邀请倪征燠到寓所会晤。恰好他俩夫人是大学同学，倪老夫妇就在凌青陪同下，前往拜访前任。中国外交界、法律界相差一代的两个巨擎、耆宿，留下一次珍贵的会面。

倪老向我介绍中国人做国际法官的历史知识：“抗战胜利后，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国民党先后派过两人到国际法院， 位是国民党外交部的徐谟，当了一任多一点就死了。后来派顾维钧接任一年，一年满后又竞选一任。之后，联合国没有中国人任国际大法官。18年之后，年我任国际法官。我去海牙的时候，是79岁。”

虚岁80，人称耄耋之年，在别人已是退休20载，衰竭养老与垂死挣扎的年龄，他还是如日中天，赶赴第二个举世瞩目的人生高光时刻。之前的经历，似乎只是铺垫。

年2月6日，这位气宇轩昂的中国籍法官，昂首挺胸，迈着与其高龄不相称的稳健步子，跨进和平宫的大门。他有一双慑人魂魄的眼睛，满头白发，整齐地梳向脑后。他的庄严誓言，在哥特式建筑风格的青铜色尖顶上回荡：“本人郑重宣言，愿秉公竭诚，必信必忠，行使本人作为法官的职权。”

此后9年，他代表强盛的中国，更代表世界人民的利益，为了公正与和平，举起手中的法锤。

当一个人站在世界上，他就是国家和民族的代表。

到任后，处理 个案子“突尼斯和利比亚大陆架划界案”，他就被推荐为该案的起草委员。国际法院的法官们，对他多年在国际法领域、尤其是海洋法领域的成就，及其高水平完成的国际审判任务，给予充分信赖和倚重。

洛克比空难，曾是震动世界的案件之一。年，美国航空公司飞机在英国苏格兰洛克比上空发生爆炸，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美英深信是利比亚制造了这起空难事件，坚持要求引渡两名涉嫌作案嫌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如果利比亚在4月15日前不交出嫌犯，将对其实施制裁。中国政府对这项决议投弃权票。

与安理会处理争端不同，国际法院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只能投“赞成”或“否决”票，没有“弃权”一说。法律不是政治，必须是非分明，明确表示赞成某一方的理由。倪征燠在法院投的是“赞成”票。他说：“我投票赞成，自有其理由。”

如果对法院决定投否决票，即支持利比亚的请求，那就是明显的“爱国主义”。作为法官，他必须依法办事。

在法官意见中，他声明，根据《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非法行为的蒙特利尔公约》，争端双方必须先申请仲裁，只有在请求仲裁起6个月内不能达成协议后，方能诉至国际法院。现在利比亚尚未满足这个条件，即要求采取“临时措施”，所以他投票赞成法院否决利比亚请求的决定。

但是，“这样是从程序方面处理，撇开应否交出嫌疑犯的实质性问题，其效果相当于投弃权票。”他说。

年，尼加拉瓜以侵略罪向国际法院控告美国，出钱出武器，派遣中央情报局人员，支持反对派，并派军官训练反政府武装。美国反对国际法院受理此案，认为国际法院的管辖权需得到当事国自愿接受，对不接受管辖的国家无权管辖。有些法官支持美国的理由，倪征燠表示反对，理由是按照国际法院的规则，声明退出国际法院管辖，需在声明提出6个月后才能生效，尼加拉瓜提起的诉讼，没有超出美国声明发表的6个月，而此前美国是承认国际法院管辖权的。

他为此写出56页的意见书，认为美国的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等相关条款。年6月，国际法院判美国败诉，责令停止军事行动并赔偿经济损失。他的处理，为国际法确立了一项原则，侵略不限于直接派军队攻打另一个国家。

在国际法院断案，深厚的法学功底，只是一方面，还要有高超的智慧和处理问题的技巧。在国际法院的审判生涯中，倪以卓越的法学水平、娴熟的审判技巧，也以丰富的人生阅历、世事洞悉的远见卓识，被他的同事们称作是“国际法院的支柱”。

施韦贝尔院长更是认为：“倪法官是伟大的法官。”

初到海牙国际法院，事务繁多。国际法院成立于年，倪征燠要搜集多种资料，了解院史和现实情况，还要和许多国家的外交官互访，与当地人民建立感情。每年有2次回国休息和探亲机会，他在任上9年，平均每年只回一次，时间和精力都留在工作上。

国际法院的许多工作，实际上都在平时的交往互访中进行，相互交流对某个事件的看法和处理意见，待到举行全体会议，基本已达成统一看法，只是举行一个仪式而已。他因而格外注重平时与多位法官的交流与往来，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赢得大家的信任与敬重，推举他当国际副院长。他执意恳辞，但时任院长仍请他参加院长会议。

每次判决书的起草，是一项光荣又艰巨的任务，因为起草人必须有公认的威望，而且代表多数意见，同时，起草的文字，逐字推敲，包容多数人的意见。通过全体法官一读、二读之后，还要限时修改。倪征燠经常被推举为文件起草人，每年起草很多判决书，直到后几年年纪实在大了，才稍微减少一些。

他把这项劳苦，看成对自己的信任，更视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声誉的好机会。中国法官能在国与国之间的重大事务上，运用自己的职权，是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事。

回想往事，倪老感慨地说，海牙的几年实在是忙。

“案子来了，看起诉书，看状子，然后是开庭。评议是最激烈的阶段，大家都针锋相对。起草委员会只有3个人，草拟判决书，先由15位法官相互交流，再评议。联合国使用6种语言，中、英、法、俄、阿拉伯和西班牙语，但国际法院只用英语、法语，互译较困难，都是法律专用术语，每件案子又都有不同的特点。”

荷兰有许多华侨，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比如印尼华侨文化层次就高一点。另外大陆在六七十年代去了不少浙江籍的华侨。华侨都建立自己的社团，经常开展一些活动，每次被邀请，不管多忙，都要腾出身去赴约。他觉得，华侨由于多种原因不熟悉祖国，参加他们的活动，正是宣传的机会，可以培养他们对祖国的感情。

而他也在这样的交往中，熟悉了荷兰的风土人情和华侨的风俗习惯。

在海牙时，他曾以个人和外交学会名义，邀请在国际法院三任院长中的两任院长访问中国，在上海举办世界法律大会，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法律外交，搭建平台。他自己却始终低调，去别国开会，尽量不惊动那里的使馆，总是悄悄来悄悄去，不给他们添麻烦。

倪征燠对人说过：“我从来就不是个新闻人物。我在国内当法官时就好象进了和尚庙，与周围的人很少接触，我最怕人家找来走后门。”

他指给我看墙上的年历，每年一张，上面是国际法庭的实景。一张张看过去，发现他的座位，从马蹄形的一端，越来越近中间的座位。表示出他在国际法院地位的变化。那一排年历上方，是三块金属的圆徽章，居中的略小，但非常精致。我曾在海牙和平宫的门口看到过，有一次他给我写信，信封上也是这个徽章，就是国际法院的院徽。

一尊圣女浮雕，象征和平、公正、正义。

年历两边，一边是他大法官着装的照片，另一边是夫人张凤桢的遗像。看到这里，我们都沉默了。

她已于年凛冬，病逝海牙，未能伴他任满一起回国。

张凤桢是既要强又有才华的女子，敢于直言，爱打抱不平。年，中共设在张家花园的办事处遭到破坏，《我的一家》作者、 革命老妈妈陶承，时与倪家相邻。陶承化名“林太太”，一家人住在倪家附近，但并不相识。陶承在女儿被捕时，去找张凤桢救助。

倪氏夫妇为人，“林太太”平时看在眼里。他们的邻居有个印度人，经常深夜毒打中国籍老婆。张凤桢不顾自身安危，前去阻止。印度人声称是自家事，与外人无关，还持枪威胁。倪氏夫妇将印度人叫到巡捕房讲理。印度人当场认错，后来夜里再也没有邻家女人的哭声。张凤桢知道“林太太”女儿出事，慨然允诺，跟丈夫一起安排探监及法庭辩护，并四处奔走营救。因为当时不是执业律师，倪征燠请好友、 大律师鄂森代为出庭，作义务辩护。获释出狱后，“林太太”一家不知去向。

20多年后，倪征燠从《北京晚报》无意中读到连载《我的一家》，恍然大悟，那位神秘的“林太太”，就是陶承。此后，倪氏夫妇与陶承一直保持联系，直到年，饱经风霜的陶承在长沙溘然长逝。张凤桢也在一年多后乘风羽化。

我告诉倪老，我读他写的《亡妻事略》，哀婉凄恻，深深感动。张凤桢临终遗愿，一切从简，不发通知，但国际法院、中国驻荷使馆、新华社驻荷记者及华人、华侨团体代表，闻讯自动致送花圈、花束，并向遗体告别。荷兰王国比亚德里斯女王、外交部长和联合国法律顾问等，都致发函电吊唁慰问。

窗外，已暮色朦胧。倪老不无人生伤感地说：“我这一辈人剩下不多了。吴江熟悉的同辈，还有柳无忌，在美国，他小一岁，上小学时低一级。他的身体也弱，是白面书生。”

回忆起乡贤柳亚子，他在平望镇听过亚子先生的暑期义务讲演，当时，诗人还朗读岳飞的《满江红》，慷慨激昂。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同学们也所剩无几，台湾还有一个桂裕，曾同去东京参加审判，担任顾问，现在还与他通信。”

他说的，是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同学们。

年成立的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是中国 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都由外国老师（或领事馆法律顾问）英语讲课。从30到90年代，6位中国籍国际大法官，都是该院教授或毕业生。最值得夸耀的就是年，东京审判采用英美法程序，中国赴东京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几乎全部来自该校。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 人物，后来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被埋没、遗忘。鄂森在文革因不堪侮辱而 。

倪征燠是 幸运者。

多么不容易的一生。已经度过90多个寿诞，海牙归来，始有清闲时光。每年到处跑跑看看，上峨眉山，浮长江三峡，绕京九路一趟，又登井岗山、庐山。

他小时候身体并不好，青年时期也没有时间锻炼。到北京后，年过半百才开始爬山，和一位同乡结伴，每周爬一次香山，风雨无阻，坚持20多年至赴海牙，打下健康基础。如今，是有名的“健康老人”。

后面的传奇，是年龄与健康的奇迹。

倪征燠，字哲存。一生中大多时候，做律师、法官、检察官、外交官，却不善高谈阔论，也懂得缄默。

一以贯之的兴趣爱好，是昆曲，持续一辈子。就读东吴法学院时，“新乐府”(后改“仙霓社”)是上海 的大型昆剧团，只要有演出，就与秦瘦鹃等同学结伴而去，以至与主要演员无不相熟。往往曲终人散之后，还在返程热烈讨论，或交流感想，为昆剧的曲高和寡、知音无多感慨，或对传字辈名艺人生活的清苦表示惋惜。

他曾邀请朱传茗、方传芸、郑传鉴教授读词度曲。到北京后，参加知名女票友周铨厂、沈从文夫人张允和等组织的昆曲研习会，每有余暇，一起度曲遣兴。

一次，上海昆剧团赴京演《长生殿》，他卖不到票，为看蔡正仁的《迎像·哭像》，站在戏院门口等退票。他其实是熟悉蔡正仁的，只是不愿开口。恰巧蔡正仁、华文漪到门口，看见他，才把他接进去。蔡正仁跟他同乡，都是吴江人，是俞振飞的接班人，被誉为“小俞振飞”。

往海牙时，他什么都不带，随身行李里携的，是蔡正仁的两盘录像带。昆曲是他最喜欢的乡音，温馨、糯甜，在异国他乡，这水磨腔就是他的故乡。

他最近唱过四次昆曲，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给他录像、录音。

听戏、看戏，也有视听之外的学问，也可以做与法学专业相关的研究，戏剧里更有法学知识与思想。许多戏曲，都与司法有关。《十五贯》《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三姐告状》和《玉堂春》等，都是司法审判的故事。《十五贯》的启迪，当法官的人，不可凭一时印象草草判决；《杨乃武与小白菜》的警示是，表面看来没问题的案件，也许蕴藏着更深的问题。

还有一些戏曲，讲外交官故事，如贝加尔湖畔的《苏武牧羊》，《蔺相如》等。

津津乐道小时候家乡的春台戏——快乐的夜晚，梦里水乡，月白风清，热闹都在孩子的梦里。年老时，梦变成回忆。

我看倪老书桌上摆的几把放大镜。他注意了，无奈地笑道，“我的眼睛不好，看得很慢”，指指一堆文书，“虽然整天在家，时间还不够用。看书时间不能太长。”

这些文书，是国际法院新近的判决书，每期由他原来的荷兰藉秘书寄来。他虽已不再提意见，关心一如既往。

我很想请他写一部回忆录，夕拾朝花，把壮阔的一生长久地留下来，留给我们，留给后世，更主要的是留给历史。终于有些不忍心。他工作得太久了，比常人多劳作30年，多一次人生，让他歇歇。

让他静静地享受思想的快乐。那种享受思考的能力和幸福，我们失去得太多，因而罕能保有身心整全的健康人生。当我们懂得并学会欣赏自己思想的时候，这位老人瑰奇的经历，便会在我们永存的感念中，留下悠远的涛声。

他一生的长度，比寻常人长得多，也宽得多。在我眼里，他普通平凡，就是一个长者和朋友，在我心里，他奇伟壮丽。当年东京审判时的战友刘子健教授，送海牙壮行的一首诗，准确地概括了他的一生：

?尚忆黄龙审战犯，

?闲指明月看樱花。

?沧桑历尽翱翔去，??

?淡泊从容莅海牙。??

然而，从结构上来看，倪老前40年，为40岁后的留史奠基，后40年，为80岁后的传奇铺垫。这样妙造的人生，人力是只可准备，不可创造的，如同缠绕的历史机缘，可遇不可求。

海牙归来，之后还定会有奇迹。使命与运气，他从来不缺少，再多一次健康的奇迹：向着期颐，珍重！

?????????????年12月初稿

?????????????年4月修订

附记

重拾人物系列旧稿，是因为一位好友的临终瞩咐。本来可能不会再翻出这些陈旧的文字。但我答应了，就开始陆续翻出来。

重读之下，心境与当年写时迥然不同。那时或许仅仅是出于工作需要，在跟人物的交流，以及后来的联系中产生了情谊，就不一样了。如今阴阳相隔，心中戚然。其间又夹杂愧疚遗憾。年轻时心浮气躁，疏于讯通音问，现在历历往事，仿佛旧日重现，却是徒然怀念。

由于这两层原因，我试图将旧稿尽可能弄成“完备与准确的文本”，作为对已逝师友纸上的纪念。

当然并不容易。我的人物文章，大多是有“他”也有“我”、有“他”与“我”之间独特的交流、理解和感受，有我的解读，也有独此一家的资料，但当年笔记已不存，记忆也遥远而模糊。毕竟廿几年过去了。

我写他们时，还没进网络社会，没有什么凭借的参考材料，所以很不全面。原本我也只需要沧海一粟，以小见大就可以，别人都知道的事情，不是我所需要的。我亲自听来的故事，亲自的感受，才是值得辛苦的。如今要作一些适当的核对、补充，比如要讲清爽，为什么倪征燠对东京审判的功劳，重要又巨大，出色在哪里，这些一般人是不知道的，本来并不是我有必要写的。但修订，包括纠正以前的失误，要保持原稿的时态和样子，之后发生的事情，只能备注了。因此附注就成为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廿几年来，我从来没变着法子再版，或化成各种各样的小文章，发到报刊或网络，我认为利用这些名人，赚我的名利，是可耻的，也是我所不屑的。在他们还健在，甚至还在高位，我也还年轻的时候，就不想炒作近乎。如今有一点，让我放心，他们大多已仙去，或已无职无权，对现实世界已毫无影响力。一点残剩的虚荣心，也就无伤大雅。

我之所以答应故人，重新拿出过去写的人物，是因为他们的旧事，与旧的文章不一样。他们的事迹，依然是有价值的，甚至随着时光流逝，更有价值。因为他们身上有历史、时代、事件和反思、启示。

关于倪征燠先生，值得补充的材料很多，在此稍作备忘。

年9月3日，先生在北京驾鹤西归。从新闻中得悉消息，非常悲伤。也感到意外，我一直认为他能够活到一百岁。他多年被评为北京健康老人，我见他的时候，正好90周岁，仍然每个周日去登香山。

访问他，是在年10月，此前应通过两年信，就是他从海牙回来的时候，就有联系。我记不太清楚，据他当时告诉，上一年回乡时，没能见到我，因为我出差了。上一年，是年。

那天，在他家里，聊了很多，从吴江、上海、北京，谈到联合国、东京军事法庭、海牙国际法院。主要内容记在96年12月写的《倪征燠：海牙归来》。但有不少生活材料没有用到文章里。当年详细反映他事迹的文字寥寥无几，大概只有少量的短小报道。因此，我请他写自传，他说还没有想过。想到他的年纪，我就没再提起，但在文字里表示遗憾。

之后，工作、生活频繁变化，我没有主动联系过，更没再拜望。倒是他几次托去他家探访的作家朋友吕锦华问候我，还为之后一次回乡时没找到我、错失一晤而感到遗憾。

有一年，我的一位律师朋友希望拜访他，我给先生写了一张便笺，请他接待，并通过朋友转致问候。好友拍了合影回来，说这位老人真好。

年春节，我忽然接到他电话，一上来就说，我在文章里写到自传的事，表示遗憾，他认真考虑过了，已经在写，初稿即将完成，叫《淡泊从容莅海牙》。然后跟我谈写法、体例，说只写一生重要经历的概要，既非年谱，亦非自传，仅是回忆杂录，大体按时间先后，虽然涉及很多国内、国际及个人的重大事件，但不详尽展开。对此我是理解的，对留文字，他那一代人都非常谨慎。

接着，让我帮助核对江泽民两次到吴江的时间，书里要写到。大概半年后，他给我寄来了书。出乎意料。从年起笔，到年完成初稿，仅一年左右，就写了二十章近30万字，内容异常丰富，远远超过我所想象的篇幅。序言是当时外交部长钱其琛所作。

我连夜读完，在书后备注：“年6月14日，倪老从北京寄赠书，阅后作《海牙归来写春秋》为评。6月15日。”

这条备注的几个日期，帮我厘清许多事。催生他的自传，我特别高兴，但当时我有私心，因为在编报，要有价值的内容。但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我也是预料到的。后来果然被高度评价，这是法律与外交领域重要的史料。

我盼望他百岁的奇迹没有发生，但他在93岁，用颤抖的手，写出珍贵的自传，实在也是海牙归来后的又一个传奇。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如果展开去写，他的自传写一百万字也不算多。那也不过是顾维钧口述史的零头数。

我还记得，他在回忆录里，提过90岁后两次流泪。其中一次，写到东京审判终以土肥原等7名日本战犯被处绞刑，并烧成骨灰撒散于荒野而告结束时，感觉有不可言喻之感慨，泪水盈眶，不能平静下来。

他说过，如果不是土肥原、板垣死，就是他死。不是他一个人 ，而是参加东京审判中国代表团的全体法官、检察官，他们秘密商量好了，如果战犯从轻发落，集体跳海 。那是一场生死决战。

在回忆录中，他写道：“这场战斗，对我来说，是一场殊死战，因为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已把自身的生死荣辱，决定于这场战斗的成败。事后追忆，历历在目，既有酸辛苦楚，亦堪稍自告慰，有不可言喻之感慨。”

并不是没有考虑过给他写传记，实际上，的文章，已经是篇比较丰富的传记，至少具备框架。但我后来没有以前的工作环境，跨界的工作与责任，需要我作出时间与爱好诸多个人牺牲，全力以赴去管团队“创业”。他已是我的一个例外，先后有过几篇文字。

在倪老寄赠的书里，至今还保存着二十多张照片，他的工作、生活照，其中有幅珍藏的原版照，是他在东京国际法庭庭审时的留影，还有我与他的合影。

他去世后，一次， 昆曲艺术家蔡正仁先生请我看他的《长生殿》全本彩排。我谈起倪先生。蔡先生告诉我，以往每次到北京演出，倪老都会来听戏，从此以后心里就空了一个座位。

年春天，倪老去世前，在昆曲票友聚会上，唱了《林冲夜奔》。央视《大家》栏目采访时，他也有些自顾自地唱了这曲《宝剑记》中的“夜奔”：

救国难谁诛正卯，

掌刑法难得皋陶。

似这鬓发焦烧，行李萧条。

红尘中误了俺武陵年少。

这是他的绝唱。

年，我已在中国汽车人才研究会驻会，《中国人事报》好友刘梅希望我写点人物。那是我最忙的岁月，很多年无暇作一字，只给《中国人才》写过一篇关于邵奇惠部长的长文，效果很好。所以我答应了刘梅。但我不喜欢用旧作，真要选一个人物重写，还是挺难的。 挑了倪老。

写完我才想起来，太巧了，年我拜访时，逢上他90岁，而年，正是倪老周岁。于是， 加了一句：谨以此文纪念倪征燠先生诞生一百周年。

冥冥中的巧合，我感到欣慰，非常感慨。言有未尽，又在文前写一段题记：

年的历史大事记中，有两个令人瞩目的纪念日：联合国国际法院成立六十周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六十周年。倪征燠先生，是中国 与国际法院和东京审判相联系并载入史册的重要人物，他是国际上 的司法精英群体中德高望重的代表，被称为“伟大的法官”，他功勋卓著却很少出现在新闻里。

这篇文章，于是就题为《为了祖国的尊严和正义》。

他实现了法学家梦寐以求的 目标，尤其是对国际法的杰出贡献，受到世界同行的尊敬。国际法院的副院长、马达加斯加籍法官说：

“倪法官的逝世，犹如一颗亮星陨落天际，因为在法院内部，倪法官是聪颖智慧和使人茅塞顿开的化身，人们遇到解不开的难题时就会向他求教。他指挥若定的判断力、他的专业知识的权威性以及他的人品道德，使他不仅成为他当年在任时的后辈法官们，而且也是以后新继任的法官们产生灵感的源泉。”

他当年的同事、后来出任国际法院院长的美国籍法官斯蒂芬·施韦贝尔，称他“是个卓越的人，具有十分杰出的性格和智慧。他在国际法院的工作堪称楷模。”

“在高雅的外表和温和的面孔后面活动着，是一副在中国无与伦比的机警、精干的头脑。”他就是这么一个伟大的法官。没有见过他的人，是难以体会的。

认识倪征燠先生，对于我个人的意义，我曾经讲过一段话。大意是：在我曾联系过的几百名吴江籍人士里，交往一次以上的有 十位，对我产生过潜移默化影响，远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更加重要。

这种影响，就像月亮对于潮汐。我在年轻时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特别的薰陶，如果后来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一度有幸身处群山，交往的都是卓越不凡的人们，包括许多杰出的文朋诗友。这个世界上各色各样的人，我都见过了。

我同倪征燠先生，只有一面之缘。

年起，我经常往返北京，多达平均每月一次，但他已经不在了。他和费孝通先生等人的电话，我很久不忍删掉，直到一次手机丢掉，号码尽失。

??????????????年4月19日

（注：倪征“日奥”，日+奥，音yù。此字现已消亡，与“燠”通，可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