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思考是突破颜值文化的唯一出路

古哥古点年11月30日

《文明的冲突》

年5月29日，李晨在微博上公布了和范冰冰的恋情，博文只有一张合照和两个字“我们！”我在这里想借用“我们”这两个字，它是我下面要提及的一个重要问题的答案。年夏天，美国著名的《外交》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文明的冲突”（ThClashofCivilizations）。没想到，这篇看似并不出众的文章一经发表却激发起空前的热议。编辑部告诉文章的作者说，这篇文章在三年时间内所引起的巨大争论超过了《外交》杂志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发表的任何一篇论文，这点连作者也始料未及。随着话题持续升温，他决定趁热打铁再撰写一本同名书籍以补原文未竟之处。本期节目要说的就是这本书：《文明的冲突》，它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lPhillipsHunt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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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冲突》讨论的核心议题只有一个：为什么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各地仍然纷争不止？亨廷顿对此的解答很简单，就是“我们”。“我是谁？”这是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是谁”是另一个难度丝毫不亚于前者的问题。亨廷顿显然在此方面颇有心得，继《文明的冲突》之后，他的另一本名著就叫《我们是谁?》。“我们”这个词在本质上是一种认同，有认同才有“我们”，认同造就文明，而文明间的冲突是当今世界所有主要纠纷的起源。冷战之后，分割的文明区已经取代意识形态的营垒成为世界博弈格局的基本框架。

亨廷顿的回答似乎有一些悖论的味道，“我们”通常意味着朋友，可冲突代表着敌对，寻找认同的“我们”何以会走向它的反面去树立敌人呢？迈克尔·迪布丁（MichalDibdin）在《死亡环礁湖》（DadLagoon）中的一段话刚好可以作答：“没有真正的敌人，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异族，否则就不会热爱我族。”敌友概念是相伴而生的，有时候“我们”的存在正建立在对“他们”憎恶的共同基础上，这种形式的“我们”比想象中的要广泛的多。人类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得益于高级的社会性，社会合作意味着必须有“我们”的出现，循此逻辑，相对应的“他们”也就一定同时会产生出来。敌对只是逻辑上的自然结果。

《死亡环礁湖》是迈克尔·迪布丁撰写的一部悬疑小说。主人公奥利瑞奥·赞在返回故乡威尼斯调查一名失踪的美国富翁时，在北侧礁湖岛上发现的一具尸骸骷髅揭开了一连串神秘的事件。这一小说的创作基础来自于在威尼斯一带流传了几个世纪之久的死亡礁湖的传说，它可能开始于礁湖岛上隔离的黑死病患者，又夹杂了拿破仑兵工厂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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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类的理性也有寻求“合”的一面，历史上“我们”的认同始终在扩大，这可以称之为“我们化”进程，世界各地皆是如此。古代中国从各个部族到秦时融合为统一的大帝国，欧洲从蛮族林立发展至如今的欧盟似乎都是证明。“我们化”最终会不会发展到它的终极形式，全世界成为同一个“我们”呢？很难说！理性要求“我们”合，逻辑又要求“他们”在，人们只得根据认同的扩张史做出预测，而这将引出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另一个关键词“欠拟合”。该词并没有在他的书中出现，但我以为用它来概括非常合适。什么是欠拟合？平面上有一些点，设定一条曲线穿越这些点的附近来描绘其走势，这个过程叫做拟合。拟合存在不确定性，主要源自样本数据的质量。采样过多时，数据容易出错，比如一个点远远跳到了其他点上方。有经验的人会认识到这是异常点需要抛弃，但如果没有这么做，拟合曲线就必须剧烈变形以掠过该点，这就造成了过拟合。与此相对，当样本点太过稀少，拟合的曲线肯定也会失真，这叫做欠拟合。欠拟合是在对问题的了解不够全面的情况下强行归纳产生的谬误。《文明的冲突》的颠覆性观点就在于，它把很多国际政治理论在预测冷战后国际形势发展方面的失误归结为欠拟合，一种对世界的“我们化”进程的归纳错误。

从家族到民族，从文字到语言，从宗教到价值，认同在不同的社会层级发生着，其深度和广度一直在增长。每一次深化的状态可以视为一个新的节点，所有的节点组成了一条发展轨迹。由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起始自西方，许多现代文明元素也源于西方，很自然的人们就会习惯用西方视角下的“我们化”来代表整个世界的认同过程。在这样的采样角度下，西方，主要是欧洲，经过罗马时期从蛮族“我们化”为贵族王公，经过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我们化”为民族雏形，经过一战“我们化”为现代国家，经过二战“我们化为”北约与华约，最后经过冷战“我们化”为统一的欧盟和美国。如此的脉络似乎再清晰不过的预示着一个结论，“我们化”的终极形式：“同一个世界”必然而且已经在实现，世界的现代化就是一次全球的西方化进程。

这种信念在年底时来到最高潮，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标志着“我们化”的倒数第二阶段结束，两个“我们”：共产主义世界和自由世界的对峙消失了，“同一个我们”的最后一步即将实现。欧洲和历史的样本数据似乎正在精准的插值在理论预测的发展轨迹上，正如福山所说：“我们正在目睹...这样的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最终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组织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及。”全球层面的冲突已经永远结束，马列信仰者可能仍然存在，但只会存在于“像马那瓜、平壤和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这样的一些地方。”未来的人们将不会再为思想意识争论，而是致力于解决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福山调侃这样的世界将是令人厌倦的，然而真实的世界怎么会让福山失望呢，新的冲突几乎一刻不停的接踵而至。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是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者，亨廷顿的学生。《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ThEndofHistoryandthLastMan）是福山的代表作，该书以大胆断言历史已经终结而声名赫赫。在书中，作者认为人类历史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取得完胜而宣告“终结”。然而，冷战后的复杂演化让福山的预测落空。年在他的新作《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PoliticalOrdrandPoliticalDcay)中，福山承认自己对民主制度的预言有些仓促。在年后，民主制度的扩展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逆转。

年1月3日，俄罗斯和美国学者在冷战落幕后的两个星期就在莫斯科政府大楼演讲厅举行了会议。美俄当时的气氛如同蜜月，演讲台上再也没有列宁的塑像，取而代之的是一面崭新的俄罗斯国旗。或许是俄国人还不熟悉这面三色旗的图案，所以它被放倒了。这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但也是一种征兆，历史从来不会按设想去运行。2年后，年10月16日，7万多人走上洛杉矶街头游行抗议号公民提案，该提案否定了美国可以给予非法移民及其子女的多项福利。诡异的是这些游行者在美国的土地上大量挥舞的却是墨西哥国旗。亨廷顿很会讲故事，根本不用提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件，仅仅这两个关于国旗的小场景已经把福山的理论彻底击碎。认同构建的进程没有停止，全球西方化只是一种臆想。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他们”没有消失，“我们”更加凸显，唯一的变化只是冲突的顶级单元从冷战时的意识形态阵营变成了区域文明。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解读出现了方向性错误，人们这才意识到，在此前的观察中，太多非西方的深刻变革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一战、二战、冷战并不只是欧洲认同模式的放大，它们也是世界各地文明复兴的契机。采样信息的偏差造就了欠拟合，亨廷顿的贡献在于他试图补充信息后重新解读这条“我们化”的历史轨迹以寻找冲突的根源。文明冲突理论当中的结论有很多，但最核心的我认为无外乎五点。

1“我们化”的进程未能冲顶，世界层级的“我们”终未出现，这或许是注定的结果。

2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技术要素被证明可在与价值要素分离的状态下被独立吸收，尽管吸收的程度有区别，但它造就了西方以外的“我们化”的加速。

3逐步现代化促进了非西方的多个“我们”复兴意识高涨，技术落差的缩小使得绝对价值面临质疑。西方的“我们”需要收回君临世界的野心，重新意识到自己只是“我们”中的一员。

4“我们化”的冲顶虽然无果，但几百年来冲击的惯性依然余波荡漾。西方的“我们”有维持冲击的偏好，非西方的“我们”有打破“西方化”进程的信心，这是世界动荡的根源。

5西方要想继续存在甚至保持强大，美国必须归队，和欧洲构建共同的“我们”。

上述五点当中，最后的美欧联手带有作者的个人倾向，其论述层级明显不如前四点，而前面四点可以用更为简单的四个短语来概括：没有同一个世界，价值不是发展的前提，世界的顶级单元是文明，认同的惯性驱动文明的冲突。

文明是什么，这很难有一致的见解。文明是由民族或宗教加以定义的吗？有时候是，但在更多情况下，结构更为复杂。文明应该是一种更高于种族的文化单位，它或许深深依赖于宗教，但并不总是精确地吻合。在弱宗教地区，文化或价值都可以扮演类似宗教的角色，但同样的它们也不是稳定的标准。历史、语言、习俗甚至利益都可以深刻的影响文明划分。亨利·基辛格认为“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至少包括六个强大的力量：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也许还有印度”。美国和欧洲处在同一文明，所以上述六大强权分属五种文明。除此之外，亨廷顿还补充了依托于信仰的伊斯兰文明、东正教俄罗斯文明、拉丁美洲天主教文明和从来不为人注意的深陷于贫穷的非洲第三世界。不同的人或许会对这种划分做出不同的调整，但基本的框架大体就是如此，顶级的认同根植在这样的体系中。世界上的冲突会发生在多个级别，但能够持续和扩大的根本性矛盾只会产生在文明之间，因为只有文明才能集结足够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力量。冷战时期的铁幕可以一夕被打破，而实际上落幕前的离心离德早已暗潮汹涌，然而这条意识形态的分界线在向东移动了几百公里成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东正教的边界后站稳了脚跟。后者更为坚固和稳定，因为这条线的两侧代表着文明的断裂。雅克·德洛尔认为“未来的冲突将由文化因素而非经济或意识形态引起”，人类社会的文明分区就和地球的板块构造一样，强震只集中在板块连接的断层带。中东、巴尔干、北非、乌克兰、朝鲜半岛、加勒比海都是文明的断层。

主要文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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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像一张庞大的水网，每个文明都习惯于把自己视为干流而将其他文明视为支流。理论上，这只是一个视点中心的选择问题，就像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一样，但人们更愿意将其上升为不同文明间的天然优劣。作为近代发展中规模最大的一支，西方文明从来认为自己才是唯一的主干，其走向必将决定水网的未来。既然“认同”的历程把欧洲的各个支流越来越汇集成为一条大河，这一进程也将一直持续到终极状态：纳入所有的水系。然而文明的演变不可能这么简单。每一条大型支流所流经地域的地貌、气候截然不同，流域的个性之间鲜有共同之处，唯一的连接仅仅是技术性的物理连通。当其他水域的流量开始激增，土地开始日益肥沃时，对谁是主流的看法自然会发生逆转。甚至即使没有这样的逆转出现，只要水域内部有强烈的共性，它一样会排斥被支流化甚至被并吞的命运。汤因比早就批评过西方“自我中心的错觉”，然而这种错觉到现在依然普遍的存在着。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普世文化，亨廷顿称之为达沃斯文化。每年一度的达沃斯年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商精英们群贤毕至，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都是普世文化的信奉者。普世文化是当今世界相当一部分精英人群，以西方为主，也包括大比例的非西方人士，对价值观进行排序和筛选后的一种假设解决方案以及对这一方案具有的的强大文化改造力和说服力的殷切期盼。然而一个事实是，这样的人群投射到整个世界的人口当中，其比例也许连0.1%都不到，这很难担当的起普世二字。精英固然是社会的主导，但在塑造世界时，庞大的人群或许才是根本。在这点上，精英们往往自视过高，他们纵使懂得如何修造水坝，但也说不上就此改造了江河，更何况筑坝的利弊有时连他们自己也未必有共识。所以纵观历史，切换文明轨道这件事，在少量的人群中可能发生，在个别的政治实体上可能存在，但在文明的层级上从未实现过。没有文明能够跨越转型，这是亨廷顿的结论。我认为日本或许是一个意外的例外，但即使承认它是个异数，也仅此一例而已。文明的非普适性或许是它最本质的属性之一，因为没有了“他们”就没有了“我们”。认识到这一点非常关键，它是技术和价值可分离性的推论，同时也是其证据。

技术和价值是可分离的，现代化的前提不必是西方化，认识到这一点即困难又简单。中国在清末洋务运动时提出的口号“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就是这种观念的直白体现，只接受技术不接受价值。只不过口号仅是简单的直觉，还远不是深刻的体认。在变革初期，情况往往是相反的。改变价值才能发展技术是第一代变革者们普遍的意识，全世界非西方文明几乎都是如此。这或许是因为处在变革转折点的精英们在接触到西方文明后对照本土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转而认为是本土文明的传统形态禁绝了现代化的萌芽，故而西方化必定是现代化的入口。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化不可自发，这个观点或许是正确的，但不可自发不等于不可学习，复制和创造毕竟是两回事儿，特别是在对本土社会做出了必要的改革之后，现代化一般都可以向前推进。一旦有了成果，本土自豪感又会被激发出来，这就引发了罗纳德·多尔所说的“第二代本土化现象”。首代改造者多是留学或生活在国外，全盘接受了西方价值；而到了二代，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多是通过翻译后的书籍或他人的转授，所以对本土价值有更多的保留。这些人就像二手市场的淘宝者，一面疯狂的扫货，另一面则执拗的把所有宝贝放进自己的老房子。更准确的来说，所谓的第二代本土化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比喻，象征着在完全西方化和保留本土化两种价值之间的取舍与反复。第一代变革者自身就发生了本土化转变的例子着实也不少。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AliJinnah）、哈里·李（HarryLKuanYw）还有所罗门·班达拉奈克（SolomonWstRidgwayDiasBandaranaik）都是不折不扣的西方文化精英。他们分别毕业于林肯律师学院、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真纳是坚定的世俗主义者，李被一个英国内阁成员称为“苏伊士运河以东好的没法再好的英国人”，班达拉奈克从小就是基督教徒。然而当他们分别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后，真纳成为虔诚的穆斯林，哈里·李改名为李光耀，他学会了汉语和儒学，班达拉奈克则皈依佛教成为领袖。这说明本土价值的感召力并不逊于现代化，而促成这些转变发生的或许更重要的原因是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完成现代化。选择本土化的人并不需要面临鱼与熊掌的两难选择。

尼赫鲁和班达拉奈克（NhruandBandaranaik，左为尼赫鲁）

所罗门·班达拉奈克生于科伦坡显贵的基督教家庭，斯里兰卡最大的种植园主班达拉奈克家族。在牛津大学攻读法律后投身政界，信奉甘地主义。年改信佛教。年创建当今斯里兰卡政坛两大政党之一的自由党，5年后成为总理。执政后的班达拉奈克因为强烈的民族主义主张，采取了一些损害既得利益团体的举措。年9月25日，他在总理官邸被两名僧侣暗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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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诉求是什么，是价值还是现实利益？一个什么都有但不太自由的社会和一个完全自由但不够富足的社会到底哪个更吸引人！恐怕答案并不明显。现代化的首创也许只能发生在西方，但后发者的追赶不见得必须以西方环境为基础。物理方程到了哪里都一样，电灯也不会在非西方世界就不发光。物质的落后本质上是技术的落差，而一旦追赶上来，被满足了物欲后的人们还有追求西方价值的动力吗？看起来，给出否定答案的例子为数不少。俄国、中国、印度、伊斯兰国家似乎都是如此。约瑟夫·奈提出过软实力的概念。什么是实力？实力就是一群人改变另一群人的能力。当后冷战时期硬实力不再成为普遍的手段，软实力提供了最重要的工具。电影、图书、语言、科技、流行文化都是软实力，但在这其中包括价值吗？好莱坞的电影或许有这样的动机，但真正吸引人的还是冒险、颜值、英雄主义、惊悚这些人皆向往的底层趣味。为美国队长叫好的影迷可能离开影院就大骂美国，高层次的价值早已被过滤干净，正像亨廷顿所说，改变世界的是麦当劳的大麦客（MagnaMac）而不是英国的大宪章（MagnaCarta）。约瑟夫·奈很无奈，他期望中的软实力恐怕只有较硬的那一部分才称得上是实力。比如说，语言就是很好的证明。

语言当然是软实力，它甚至部分代表了价值，也因此，作用在语言上的博弈比表面上看起来要激烈的多。英语是目前的世界语言，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英语，然而这个越来越多只是人们的主观印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英语的扩张。尽管错误不可避免，已有的统计数据仍可部分的表明在从到年，世界语言市场的份额没有出现剧烈的变化。英语和法日德俄等语言的比例明显的下降，中文也有微幅减少，阿拉伯语、马来语、印地语、葡萄牙、西班牙语则相应上升，这和人口的变动趋势大致同步，也证明了英语并没有取得跨种族或跨文明传播的能力。它只被当做交流的工具而非传播信念的火炬。

以印度为例。在独立之初，印度保留了英语作为辅助国语的地位。尼赫鲁是反对的，这恰恰是印度的那些非印地语少数族裔为保存自己的次级文明而做出的努力所致。很多人对印度有一种错误印象，似乎印度人的英语水平都还不错。可真实的情况是，在印度操英语的人口比例常年稳定在2%-4%。两位新德里大学的英语教授说：“从克什米尔南下旅行到坎尼亚库马里的最南端，最好的交流工具是某种印地语而非英语。”少数民族为保障自己的文明争取来的英语使用权到了后来却日益演化为另一种角色，成为贫富之间的鸿沟。印度人对此早有预见。年，印度教育委员会就指出：“使用英语...把人民分裂成两个族群，少数统治者和多数被统治者。一个族群不能讲另一族群的语言，而且相互之间不能理解。”近半个世纪后，这一预见得到了验证。《印度今日英语》引述说：“一个建立在成年人选举权基础上的、正在运转的民主制度，制造了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讲英语的印度和有政治意识的印度越来越分道扬镳。”会出现两个印度或许就是为什么在独立后，很多殖民地国家愿意完全使用自己的语言而彻底压制宗主国语言的原因。精英和大众本就天然的会形成对立，如果他们再使用不同的语言，尤其是其中的一种还带有屈辱色彩的话，即便精英们运用外语仅仅是为了便利，那也会造成严重的冲突。语言是认同的纽带，它无法跨越认同而存在。如果强行跨越文明的边界，那么新的的认同一定会在文明内部制造出新的断层。

世界主要语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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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衰落不是直线型的，海德利·布尔认为西方“对广大国际社会的控制可以说在年左右到达了顶点。”在他看来，一战和二战意味着欧洲的分裂，还好另一个次级中心美国迅速崛起。然而欧洲的分裂仍然造就了大量的殖民地的独立，西方控制的土地和人口发生剧烈衰减，从此一个负反馈在持续的循环。越失去人口和资源，西方优势越小；落差越小，吸引他国西方化的动力就越不足。而且不论非西方文明区在现代化方面做得很成功或者相反，西方的控制力都会减弱。对于现代化成功者，复兴带来了自信，人们不再屑于西方价值；对于不成功者，贫穷造成人口激增，这让改造庞大人群思想的努力变得愈加不可能。美国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暂缓了西方向心力的裂解，但却无法根本扭转趋势，所以自二战之后美国影响总体上也在震荡下滑，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之后。衰落也许是漫长且反复的，故此这会阶段性的带来与趋势相反的自信。西方长久以来养成的中心思维惯性让很多人仍然相信可以延续“我们化”的历史，继续以西方化完成全球化。这种逆势而为的努力或许是许多冲突的底层驱动力，抑制惯性才是走向和平的关键。

什么是惯性？年，丹尼斯·夏玛（DnnisSciama）用引力定义了惯性。不过对此还有其他说法，我看过的最神奇的惯性解释是惯性来自于传播到未来和过去的磁场作用。匀速运动时，时空是均匀的，加速运动时，未来与过去出现不对称，这种差异对物体的作用就是惯性。这个解释和亨廷顿的这部书的核心思想有着吻合之处。惯性是历史和未来的共同作用，为了塑造未来，最好改变我们归纳历史的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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