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 　　本 　　参加过七十年代镇压的高级军官通常会为他们的行动辩护，但奥拉西奥·P·巴耶斯特[1]，一位对他服役了多年的军队进行严厉攻击的作者，在采访中告诉我们，他以前的一些同事依靠酒精或宗教来聊以自慰，还有人选择了 。正如他在《一个民主派上校的回忆录》中讲述的那样，他本人选择反抗，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巴耶斯特上校在为之奉献一生的军队后，建立了争取建立军队民主的组织，即阿根廷争取民主军人中心[2]。组织的办公室在年遭到炸弹袭击。当我们来访问时，被炸弹炸毁的区域清晰可见。它的名成员，有一半在这起炸弹案后退出了。上校说：“我们只是进行了谈话，一些人就失踪了，而另一些人被扔进监狱。贝林赫尔（Perlinger）上校没有经过正常手续就在监狱里关了七年半。我好多次被罚软禁在家。其他人都被吓跑了。”在他看来，军政府遵从了人民的意愿，但它在镇压下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在为某些国家效劳。以下是对他的采访的部分摘录。

　　有些军官在“进程”期间理性地考虑了个人出路，选择了退役。这些人今天可能在从事其他职业。他们对由军方策划，或对军方产生影响的事件了解很多，他们并不忠诚，但他们具有他们的前同事很少能有的批评视角。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位受访者，比耶加斯（Villegas）少校。少校也采用了上一章里洛伦佐上校的思路，认为法国和美国在革命战争中的指示具有重要地位，并指出了军队的冷战思维。

　　正如一些采访中表明的那样，军队内部也一直对于七十年代的事件在进行争论。最常见的观点是，军队做了人民希望的事情——也就是说，让社会摆脱共产主义颠覆分子、重建法律与秩序，并为民主铺平道路——他们认为，自己不该因此受到指责。一些人说，他们认为自己应该以英勇的表现而受到称赞。许多人表达的想法是，社会表现出的态度十分虚伪，首先是要求军队把脏活全都揽下来（因此，整个事件被带上了“肮脏战争”这个挥之不去的词），接着再向他们的工作吐口水。

　　但在军队中还有其他声音。其中还有新的声音，特别是当时年纪太轻、不必为政变和镇压负责的军官，他们能以崭新的理解来看待这些事件。在较为开放的参谋长马丁·巴尔萨主持的军队中，受我们采访的两位少校在本章中坦率地讲述了过去。以下两次采访中，一次采访是与卡洛斯·博比奥单独进行的。另一次是和博比奥与他的同事，埃内斯托·布尔特拉斯共同进行的。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有关七十年代事件的新见解与已公开的信息，已经成为了新一代军官文化的一部分。

　　已经读过关于蒙特内罗领导层与军队情报部门之间关系的争论的读者，会发现这些采访是非常有意思的。马里奥·菲尔梅尼奇是情报部门的人，或者是双面间谍吗？其他在年逃出国的领导人是否也和军队情报部门合作？阿兰布鲁将军是否被军队内部人员绑架，再交给新成立的蒙特内罗？实际上，他是否死于心脏病，而后蒙特内罗伪造了这场暗杀？这些似乎都是由蒙特内罗的敌人炮制的阴谋论，实际上，有读者认为，军队为这一目的放出了“情报”。但是，似乎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菲尔梅尼奇与军方）合作的假设，尤其是菲尔梅尼奇和其他一些人在年奇迹般地逃脱了，他们活到了现在，而他们成千上万的追随者都失踪了。如果军方故意放出菲尔梅尼奇是双面间谍的消息，那么军队在政变前就掌握了有关敌人的情报，使其足以在不造成大屠杀的情况下阻止颠覆活动。如果我们相信是他们放出的消息，那么我们也需要相信，他们的动机从一开始就是杀死大量的人，而不管这些人与颠覆分子之间有什么关系。这是一种可能性。但为什么他们会在二十年后吹嘘它呢？

　　在这些采访中，同样有意思的是对掌权者（包括至少军政府的一名成员）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批准绑架与杀人的讨论。根据我们的受访者所说，马赛拉海军上将认为自己会是庇隆的继任者——但首先他要杀死潜在的竞争对手。因此，他下令杀死一些并不在敌对名单上的庇隆主义者。

　　 我们得知，情报部门在阿根廷各种机构当中都具有庞大的势力，政府根本控制不了它。它的阴险手段正在逐步摧毁包括军队在内的所有组织。这是汉娜·阿伦特定义的国家恐怖主义的主要特征。这个巫师的学徒（情报部门）在七十年代的阿根廷，就像在四十年代的纳粹德国一样危险。

　　在军政府统治下，军官担任的职务都是为镇压服务，而与国家未来（比如经济或外交）无关。我不是在为军队的行为辩护，但有很多平民也参加了这个政府。有许多知道自己永远无法通过选举上台的政治家，他们利用军事政变夺得了权力。然后他们对军方说：“国家在召唤你，国家需要你，这些抢劫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种耻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必须制止它。”不乏蠢货相信了这些号召。

　　军队被捧上了天，他们为自己做的事（甚至是在巴拿马的美国学校里）接受了培训。他们以为这是在保卫民族、保卫传统。同样，在幕后操纵的势力——我不是想故意抹黑美国——它们就是在自己的学校里教授了酷刑、谋杀、勒索和绑架的方法。就在几天前，美国学校里的这些课程才被正式废除。那是阿根廷军官受到的职业教育。

　　少校首先讨论了六十年代的冲突与紧张局面，以及伊莎贝尔·庇隆政府领导下的危机。他说，在六十年代末，“由法国上校们来指导阿根廷陆军军官革命战争的基本原理。”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是法国人？”

　　首先，因为法国人是“革命战争”理论的发明者。想想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他们输掉了战争，但保留了革命战争的学说。根据这一学说，所有印度支那的反政府活动都与苏联有关，在阿尔及利亚的反殖民活动也是同理。阿根廷军官全盘接受了这种看法。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整代的阿根廷军官就是被这样培养出来的。他们仍处在冷战当中。所有事件都是在这种心理背景下发生的，它也为革命战争提供了解释。

　　革命战争，或者后来由美国人提出的反颠覆方案，就是这里的根本问题，我的意思是，这就是军队主要关心的东西。尤其是在肯尼迪时代，它是美国安全战略的重中之重。想想肯尼迪、绿色贝雷帽这些。这对于一支始终在寻找敌人——整支军队都是这样——的军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革命战争使用了非传统的方式进行作战。军官的思想成分非常重要，其中包括革命战争的理论……

　　军政府的主要目标是消灭所谓的颠覆活动。其次，它试图组织经济，重建共和国的体制。至少在意识形态上，它们一直说要——大概吧——必须要恢复共和国的体制。没有军事政变会说，“我们将创造另一种政治模式”。这场反对颠覆的战斗，使用了从法国和绿色贝雷帽那里学到的方法来重建宪政。

　　他们从美国那里学习了绿色贝雷帽的课程，美国人会经常到阿根廷来访问，传授其学说并教授其方法——有时是在阿根廷，别的时候是在巴拿马或其他地方的美国学校。普遍的看法是，当敌人使用一种手段时，你必须也使用同一种手段。如果敌人使用核武器，那我也必须使用核武器。这是基本的军事思想。你不能不把敌人的所有手段都用上，否则就会让你自然而然地处于劣势。

　　问：关于这一点，游击队使用了暗杀并抢劫银行，但有证据表明他们也使用酷刑吗？

　　不多，但有少数。游击队的许多囚犯受到了酷刑。换句话说，双方都不尊重人权，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军方代表了国家和阿根廷社会。我不是在给他们找借口，我是在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一般来讲，所有反颠覆、殖民战争都是肮脏的战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不会使用坏的手段。即使是善良的荷兰人，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和反殖民组织作战时，也使用了坏的手段。

　　对于非法方式，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些事情。我用了“非法”这个词是为了表示委婉。在年的马岛战争中，同一支使用这些非法手段的空军，他们遵守了所有法律和国际条约。马岛战争的冲突是一个教科书般的例子，双方军队遵守了所有的规则。这支持了这样的假设：冲突的性质导致了非法手段的使用。

　　在颠覆战争中，政府军的主要问题是确定敌人。一旦确定了敌人，政府的军事力量就远远处于优势。在这种战争中，重要的是军事情报。主要目标是寻找、识别和定位敌人。而酷刑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还需要记住一点，我们的警察一直在使用非法方式。在反颠覆活动的战争中，警察是在军队的指挥下行动的，可以说是他们把非法方式带给了军队。除了道德与法律问题外，这种非法手段还有一个缺陷，比方说当你受到指控时，你承认的罪行往往会掩盖你此前所做的一切。如果你绑架了某人，并对他用酷刑进行审讯，而后你必须掩盖之前的罪行，而掩盖它们的方法，很多时候就是把这个人杀死。在那段疯狂的时期里，军队和警察觉得他们是 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犯罪行为如此猖獗……当非法手段被使用时，犯罪的概念也总是会失去。因此，拿走不属于国家的东西、拿走犯人的东西，有时候会被当做他们应得的战利品。需要弄清楚这里的区别。

　　问：军队在年知道游击队的势力有多大吗？

　　我没法准确告诉你，但（军方）对游击队的壮大非常担心。换句话说，它是个重要的敌人。颠覆战争无法用常规战争的方法来衡量。游击队的军事手段较少，但他们有袭击、谋杀和绑架的能力，还能对公众舆论和政府产生重大影响。那就是他们的目标。

　　当时从未想过社会将要求（对军队的做法）进行清算。如果军政府没有在政治上输掉，也许要求对在战争期间犯下罪行的人进行清算要更加困难得多。比方说，你可以看到，要求智利军队为他们的行动进行清算要困难得多，因为他们是在强势地位上放弃权力的。而阿根廷军队在经历军事与政治上的失败后，不得不放弃权力。他们处在 弱势的地位，没法来谈条件。

　　在年7月的马岛战役失败后，它很快就倒台了。甚至政治家和工会活动家们都对军政府倒台的速度感到惊讶。所以他们现在说，“阿根廷军队对文官政府有多听话！”他们之所以听话，是因为他们处在极端无力的政治局势下。由于马岛的失败，他们失去了自尊心。因为他们作为军人的专业能力受到了质疑。

　　大多数军人都觉得，自己当初是在为了保卫阿根廷社会而战，所以，对反颠覆战争进行清算的要求是不公平的。在军队内部，保卫军事机构的必要，能唤起强大的道义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引起了一些美国研究者的注意。例如，派恩-柏林注意到了这一点，他问，“为什么（军队）没有产生更多的分裂、更多的分歧？”

　　少数把它讲了出来的人，例如阿道夫·弗朗西斯科·希林戈和其他一些人——大概有五到十人——被开除出了军队。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犯有不名誉的罪行，比如诈骗和盗窃钱财。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在向军队报复。他们说的可能是真的，但事实也可能并非如此。

　　问：但在将军们受审时，有人为他们辩护说，有许多事情都不是高级军官下令去做的，而是下级军官自作主张，做了多余的事。下级军官会不会对此感到愤怒？为什么他们要接受指责？

　　这让我想到了阿方辛执政时期（-89年）有关内乱的话题。我不知道我能不能长话短说，但是阿方辛对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有一个政治方案。他在竞选期间说，我们要区分下命令的人、遵守命令的人和将命令推向极端的人，这在理论上是个好办法。你知道阿方辛受到的困难。他不得不让军人相互审判。他搞了一年才让军队的高级顾问谴责军队，但由于我所说的那种凝聚力，他没法谴责军队，只能将军队的问题交给特别民事法庭。

　　正是军队中的这一凝聚力激起了以下反应。首先，有些军官没有参加（法庭）。海军也是，它在打击游击队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陆军里有些士兵说，“我们不会参加。”另一些人说，“我们会参加，因为上级下了命令。”他们还说，“军队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保卫社会。我之所以参加这些行动，就是因为下达了军事命令，要求军人去执行，既然如此，现在他们为什么要对这些军事行动做出说明和解释？”

　　这总是让我想起法国上校和绿色贝雷帽。你知道的，阿方辛面临了三起叛乱。而他一直在试图通过法律把他的说法——区分下命令的人、遵守命令的人和将命令推向极端的人——付诸实践。然后，他尝试通过《应有服从法》，将最年轻的和最年长的区分开。 ，通过立法机构的一系列变动，他最终挑动军政府的一些成员或高级官员与警方作对。他最终摆平了三十来个人，解决了军队叛乱的政治问题。

　　此举以几位军政府成员入狱而告终。然后，阿方辛的继任者梅内姆总统进行了大赦。尽管梅内姆总统在年12月做了 一次尝试，这一法律问题还是在阴影中迷失了方向。阿方辛从未赦免他们。他惩罚了他们。他们被送进了监狱。阿方辛的政府不得不打官司，并在整个过程中花费大量政治资源。当我和我的激进党朋友聊天时，他们说阿方辛“不得不和最丑陋的女人跳舞”。

　　考虑到仍有军事政变的可能性，他的处境举步维艰，但那种可能性现在已经消失了。但是，当时我们认为军队（以前实行的）政策，或是与军队的组织有关的政策，无法在技术上再被恢复了。尽管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它基本上是不可能解决的。只有在大赦之后，梅内姆才能制定军队政策，改组军事力量。但是，它的军队政策仅仅是减少预算，并保持军事力量处于休眠状态。在报纸和电视上经常出现侵犯人权的事件。但这在政治上起不到太大作用。当然，失去丈夫或儿子的人们永远不会遗忘。只要他们活着，他们的思念和悲伤就将一直持续下去。

　　问：有过让军方人员参与讨论人权问题的尝试吗？

　　我认为有过，是的，军队的思考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不是在月球或火星上，不在别的地方。他们就在这里，他们也受着社会的影响。参谋长马丁·巴尔萨的公开讲话非常间接地表明了军队对失踪者负有责任。但责任的话题对军队来说并不重要。目前，它们正在有限的预算下为生存而战斗。无论如何，人们会忘记，政治家也会犯错误并变得腐败。所以目前来看，在民意调查中，军队的社会形象处于中间位置。工会 的受欢迎程度要低得多。你要记住，在年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和政治家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就支持军队。当时，军方是在为许多政治家做肮脏的工作。

　　问：到马岛战争时也是如此吗？或者他们在这场战争前就失去了支持？

　　军政府从马岛战争开始倒台。那是白费功夫。反颠覆活动的战争在年就完成了。从那时起，政治家、商人和教会没有再担惊受怕。他们从此（在社会中）开始变得更加重要。

　　问：全国失踪者调查委员会估计约有三万人死亡，这个数字准确吗？

　　杀多少人都是一样的。颠覆战争的悲剧是，你不知道颠覆分子是谁。也许在找到一个有罪的人的同时，会有三个无辜的人倒霉。这是可怕的。

　　巴尔宾少校于年参军，当时他只有十七岁。他向我们解释了他对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的形势的看法，并对蒙特内罗领导层进行了讨论。

　　我和你讲过，我来自一个庇隆主义家庭。军队上台后，就压制了庇隆主义的左翼和右翼。没有任何人权组织为庇隆主义的右翼讲话，但它也死了很多人。然后还有另一件事，蒙特内罗承认：他们的领导人支持政变。我认为菲尔梅尼奇是军方的人。这是我的个人意见，根据我读过的东西，阿兰布鲁之死是由军队派阀争斗导致的。蒙特内罗也希望伊莎贝尔倒台。菲尔梅尼奇和其他最初的领导人都离开了这个国家。

　　问：其他领导人也是军方的人吗？还是只有菲尔梅尼奇？

　　这些都是非常隐秘的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当菲尔梅尼奇离开、当这些领导人离开时，第二线的领导人开始和军队合作或为军队服务，以此来换取自己活命。这就是有那么多年轻人死去的原因。这些领导人揭发了他们的下属。还有另一件事：埃米利奥·马赛拉与陆军之间的权力争斗。这导致了许多人死于镇压。这是一个没有任何规则的社会。

　　马赛拉有他自己的政治野心，那就是由他自己来充当庇隆主义的代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杀死了许多庇隆主义的领导人。他是个阴险的人。内部分裂也是军政府的一个问题。每个地方的每个领导人都在做他想做的事。失踪者的选择，是由当权者不负责任地进行的。如果你现在问魏地拉将军，“死了多少人？”他也不知道。我们的长官不负责任。这在军队这样的等级制度的机构中，是很可怕的……

　　我那一代人没有参加战斗，但在庇隆对我们这些军校生进行 一次访问时，我还在军事学校里。他对我们说（带着一点哭腔），“愿上帝在你们即将经历的道路上帮助你们。”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懂，现在我想起了他的话，我认为他知道不久的将来会发生什么。[3]

　　……军队施行了酷刑，但我们从没学过如何施刑。我当时还在军事学院，没人提到酷刑或任何类似的东西。他们以准备常规战争的方式培养我。这场战斗是中产阶级各派之间的战斗。阿根廷大多数人民没有参加武装组织。游击队里的是中产阶级的激进子弟。军队是另一方，它属于压迫者。委员会在报告中给出的名单上说，这场战争大约造成了游击队这边0人死亡，而在另一边有人死亡。这是可怕的。但它没有五月广场的母亲声称的人那么多。你知道母亲们为什么说人吗？因为她们在年里挑了一天，用这一天的数字来推测整个国家的失踪人数。这只是推断而已。而她们给出的名单又是另一回事。我想说的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发生的事情都是很可怕的，但那仅限于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这场对抗是中产阶级各部分之间的对抗，尤其是它涉及了艺术与学术界，于是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应和影响。

　　问：但我们仍需要解释，为什么军队要让自己的新一届政府进行如此大规模的镇压。不管死了还是人，问题在于，为什么军方认为这是必须的？

　　这很难回答。我认为，阿根廷的暴力事件从年开始增加。在全是平民的广场上发生了爆炸案、枪击事件。游击队参与了暴力活动。我要提醒你的是，在那些年里，有一位上尉和他的女儿在图库曼被杀死，还有几个军事基地也发生了枪击事件——有时我无法理解，因为既然游击队想和资本主义斗争，为什么他们不只把工会和军事基地当作他们的目标？年，游击队占领了两个驻军单位，杀死了所有人。在福尔摩沙，他们杀死了应征入伍的士兵。这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与仇恨，也使他们失去了支持……

　　我们现在的参谋长巴尔萨将军说：“我们曾错误地认为，通过模仿他们的方法，我们就能打败他们而无需遵守法律。现在，我们绝不能使用法律以外的方法。”

　　问：军队相信，或者有证据证明游击队使用酷刑吗？

　　是的。有个非常 的例子，一个中校在一口井里被关了九个月。当他被发现时已经死了，只重25公斤。还有许多例子。

　　问：游击队有多少人？

　　我认为蒙特内罗有很多成员；它是南美 的游击队组织。很难知道确切的数字，但我认为蒙特内罗至少有名成员。据说他们有00人。军队把它当作不容轻视的敌人。他们认为自己和家人处在危险之中。他们的同事死了，有些同事的儿子死了。发生了冲突和对抗，他们觉得这是错误的。如果从客观上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暴力，我认为年与年的军队是不会想起年对庇隆主义的禁令的，正是这一禁令导致了当时的局面。蒙特内罗在民主时期转入了地下！他们不仅反对独裁统治。他们最终是在和自己的政府，和他们自己的宪制政府对抗。

　　问：有些作家说，军队把自己当做国家的救世主。你认为真的是这样吗？

　　是的，我也这么想的。在从前的阿根廷，从大约年到年，没有发生过一次军事政变。然而，国家将重要的职能交给了军队。年，《普遍和强制性投票法》将军事力量作为选举过程的透明性与合法性的保证人。年，由于技术原因，国家将石油的开采委托给军队。只要是国家处理不了的东西，都会交给军队。在三十年代，国家把一家高新技术控股公司也交给了军队。年，军队制定了“政务计划”（governmentproject）。这一切的结果是，军事力量参与了非其本分的事务。阿根廷有很多问题。你觉得为什么会实施《普遍和强制性投票法》？因为舞弊是政客们的普遍做法。他们比军队还要腐败。在年至年间，选举舞弊问题一直没能得到解决……

　　问：回到七十年代的问题上，如果菲尔梅尼奇和这些领导人是军方的人，那么军队肯定知道蒙特内罗总共有多少人。

　　在年，军队对这么一个小组织不感兴趣。在那之后，蒙特内罗发生了很大变化。后来他们和革命武装力量合并。革命武装力量的思想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最初的蒙特内罗是一回事，但后来加入了另一些人。他们变了。

　　问：但在年，如果菲尔梅尼奇是军方的人，那么他应该能给军队提供情报。

　　我不知道在年（菲尔梅尼奇和军方）是否还有联系。我想，他们在推翻政府这一点上，正好有共同的利益。我指的联系是情报交换的意思……五十年代末，他们让一些军官去了巴拿马的美国学校。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对抗游击队的军事学说是由美国提供的。实际上，阿根廷军队受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学说的影响更大。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蒙特内罗在七十年代出现，美国当时已经在越南战败。在军事学院，我们读让·拉尔泰吉[4]的小说，特别是《百夫长》（TheCenturions），安东尼·奎恩[5]出演了这本书改编的电影，那部电影叫《阿尔及尔之战》。法国人的理论让我们了解到，为了打赢战争，军队必须与人民形成“鱼水情”，这是毛泽东说的。需要理解他们的文化。越南是一场失败——丢了那么多凝固汽油弹、死了那么多人，却没有什么成果。

　　问：但法国也输掉了阿尔及利亚战争。

　　是的。但那更加“浪漫”一点。

　　问：对你个人来说，军队在年后发生了什么变化？

　　游击队停止了国内的活动。他们被完全击败了。我认为，我刚才提到的关于重新确定国家前进方向的问题，在那时被提上了首位。军政府时期是有史以来苏联在阿根廷的影响力 的时期。真是矛盾！

　　问：军队为马岛战争做了多少准备？

　　那可说来话长！马岛问题要从年军队的内部争斗讲起。马岛的步兵没有受过真正的战争准备，因为他们连打仗所需要的武器都没有。这种情况是六十年代军队内部关系的结果。六十年代的装甲部队，在拉努赛的主持下是一只强力的部队。而步兵被卸下了武装，搞得就像一支一战的队伍一样。在这一背景下，它能在山区和城市进行战斗，要进行常规战争的话，它是缺乏作战理论和手段的。

　　问：在你看来，民主化后的军队扮演了什么角色？

　　就像普通国家的军队——为国家提供保卫领土完整的工具，并为国家提供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的要素。当然，它应该受到平民的控制。因为我们犯了错误，摔得很惨，还输掉了战争，我们首先认为服从宪制政府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是国家的救世主，是国家内部的机构，并具有特定的角色，而对我们来说，最糟的就是我们本来的角色受到改变。

　　卡洛斯：七十年代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所有拉美国家的下层阶级所共有的，它们各有其不同之处。这些是结构性问题，它们最终导致了武装组织，并受到了南北（美洲）关系和冷战的广泛影响。英国和梵蒂冈在阿根廷起了主要的影响，它们比美国更有影响力。至少在八十年代前，英国在阿根廷的地位一直都比美国重要。给你举一些事实：美国、法国、意大利和墨西哥对阿根廷的人权问题施加了压力，而苏联却给阿根廷辩护，这表明所有的事情要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为复杂和矛盾。

　　在一次世界共产党大会上，阿根廷共产党宣布阿根廷将军们是进步的，并表示支持魏地拉将军。这很有意思，因为极左派的武装组织随后将共产党打上了叛徒的烙印。这里的共产党是俄国政府的直接代表。人们还可以看到，当时两国的贸易往来也没有中断。即使在美国总统卡特下令禁止向苏联出口谷物后，阿根廷还是向它出售了谷物。不只是这样。阿根廷与苏联的贸易在“进程”期间达到了 水平。这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是以反共战争的名义进行的。这里一支重要的游击队，人民革命军称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蒙特内罗也 承认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

　　埃内斯托：我不认为蒙特内罗是庇隆主义的，但我认为它们确实是庇隆主义的产物。庇隆主义是一种非常宽泛的政治定义。我认为庇隆很容易就能让这些人站在他身边，再把蒙特内罗们描述为庇隆主义者。庇隆主义体现出了非常深刻的矛盾，这也是该运动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我们要把镇压的背景考虑在内。一方面是冷战。另一方面，军政府受到了某些意识形态的反对。

　　在年以来的阿根廷，某种权力格局使得一些机构 化了，但是它们并不能依靠自身而维持下去。阿根廷算不上民主制，阿根廷算不上共和制，阿根廷也不能算是一个——至少在这场如此暴力的冲突以前——具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机构的国家。如果我们将政治理解为暴力的经济制度，那么冲突将能通过机构来予以解决，而不必升级为武装冲突。然而在阿根廷没有这样的政治。

　　和卡洛斯不同，我的想法是庇隆主义是阿根廷的魔鬼。我的家庭被当作“同盟”阵营，就是说二战的“同盟国与中立国”中的“同盟”，也被当作反庇隆分子。可以肯定的是，庇隆主义遭到的迫害是七十年代初爆炸案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切·格瓦拉有一首歌这么唱道：“西班牙、英国和葡萄牙，现在轮到美国佬来统治我们。”所以，我们的历史被视为不断受到统治的历史。在六十年代，一种新兴的意识形态发展起来了，那就是冈德·弗兰克[6]的依附理论，它在这里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我们的看法（理解）是，人民的出路不是苏联，而是胡志明。是的，就是胡志明，是的，就是阿尔及利亚，但不是苏联，苏联不再受到向往。尽管如此，边缘国家、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反对着帝国主义。在当时古巴革命的经验下，这种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表明，一个边缘国家是能够通过斗争击败帝国主义的。

　　卡洛斯：这里的民族主义运动吸收了欧洲的左翼思想。就是说，民族主义运动以各种方式提炼了它。教会变得更左倾或者更右倾，它从来没有袖手旁观。教会传播了思想。比方说，美国帮助新教教派或其他宗教进入中美洲，而这些教会为反美运动提供了一些领导。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一直都有反殖民主义。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基督教教会对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影响，比如萨帕塔运动[7]……

　　这些斗争并非主要与贫困有关。我相信，如果对六十年代阿根廷的经济形势进行考察，当时的状况要比今天还好。六十年代消灭了小儿麻痹症、流行病得到控制、文盲率降低并且预期寿命增加到了七十岁左右。

　　埃内斯托：发生了很多事情。还有一些外部条件引起了武装斗争。比方说， 次科尔多瓦起义发生在了拉丁美洲工人阶级收入 的地方。那里的经济条件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我不认为它们是最重要的。而且，当游击队尝试进入农村、进入图库曼、进入贫困的省份的时候，它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支持。

　　卡洛斯：人们拒绝它。

　　埃内斯托：他们想要打仗时，受到了民众的抵抗。

　　卡洛斯：当他们尝试分布到农村时，农村的穷人对他们很生气。

　　埃内斯托：一位在图库曼作战的军官告诉我，当游击队在图库曼开始颠覆活动时，他们在军队参战之前就一直受到人们的抵抗。不是军队，是当地人自己拒绝了他们。

　　卡洛斯：你必须了解一些关于武装斗争的事情。他们之所以选择图库曼，据说是因为图库曼的客观条件适合进行游击战。游击队选择去那里，但他们不是从那里拉起队伍的。游击队是图库曼以外地区势力的产物。游击战是格瓦拉的“游击中心”论的产物，而游击队成员基本上是科尔多瓦中产阶级的大学生，还有一些人来自图库曼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决定到山里去。他们认为，在那里能够发展出一个“中心”，从而引发革命。但游击队基本是一种中产阶级现象，它是大学的、城市的现象。他们将自己视为雅各宾式的先锋队。这里没有穷人的代表，没有一个提倡社会主义的政党来表达他们的观点。这不是一场人民的运动。穷人和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什么关系。

　　图库曼的情况不是由贫穷造成的，而是因为昂加尼亚将军决定关闭制糖业，这在图库曼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关闭了制糖厂，推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这在经济上依赖制糖业的集团和工会中都造成了不稳定和冲突，但这是特殊情况。好吧，游击队觉得这种局面对他们的革命来说已经成熟，他们在那里活动了一年。我们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他们在非常简单的战斗中被击败。

　　问：从我读过的材料来看，派去图库曼的军队数量要远远超过游击队的人数，人民革命军的大部人都被打死了。这份材料说的正确吗？

　　卡洛斯：嗯，军队有力地镇压了他们，是的，确实是这样。让我来告诉你图库曼山里的组织的情况。我那时在图库曼。年2月， 次的军事遭遇是游击队对军队的伏击。它对于游击队来说是成功的。三四名军官和几个士官被杀。之后，游击队召集了他们所有的“战士”，大约一百人，试图进攻图库曼的军事指挥部。在他们前进的时候，队伍遇到了一队在农村学校执勤的士兵，他们失去方向了，因为他们不知道那里有多少士兵。他们试图进攻学校，但失败了。他们没能成功，因为他们的训练水平很糟糕，都不知道要扔手榴弹——甚至没有拔掉保险！他们逃跑了，离开了，他们混乱地撤退了。那么，我要告诉你的是，这场失败体现了游击队的组织水平。

　　他们实际上遇到的只有十名士兵，里面甚至没有军官：两个士官。其他的都是士兵。几个月后在阿切拉尔（Acheral），图库曼的一个叫做阿切拉尔的地方，军队发现游击队正在转移指挥部，于是发起了进攻。在这场行动中，他们领导人（马里奥·罗贝托）的兄弟桑图乔被打死了。这是年在图库曼的 一次重要行动。我认为，当时只有16名游击队，但他们都是首领、领导人。军队通过情报得知了游击队 “接头”的地方。在他们的领导人会面时，军队通过情报掌握了这一情况，派了两个团进行了成功的袭击。所以在图库曼，我们只遇到了很少的游击队，他们受的训练很差，军队派出了很多部队并消灭了他们。但不要把它低估了。军队付出了巨大努力，有许多人阵亡了。这是我们在本世纪的 场战斗。

　　埃内斯托：确实不该小看它。但我认为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将暴力升级到那种程度的原因，是在其他方面或更早时候的镇压。比如，年至年叛乱中的暴力事件。年庇隆分子枪击案。再后来，是军政府为了防止庇隆主义上台而采取的所有禁止庇隆主义的行动。年对科尔多瓦的镇压。同年于罗萨里奥的镇压，警察在当时甚至杀死了一名抗议学生。同样在科连特科，警察还杀死了另一名学生。到后来，在拉努赛政府下，发生了一件同样非常重要的事件：“特雷利乌逃亡案”。这一事件在游击队中激起了与图库曼所发生的事一样多的仇恨与暴力。可以说，所有这些事件都在某种程度上封闭了各政治派别进行表达的途径，它们都是由军政府或当时的政府所导致的。是的，军政府是咎由自取。

　　卡洛斯：……我们讨论过，当蒙特内罗的领导人决定离开这个国家时，第二线的指挥者为了自救，是如何和情报部门走到一起的。这些人把他们的下属出卖了。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不重要的——对“行动”来说不重要的——人死了。米盖尔·波纳索写过这方面的东西。好吧，这个过程中，军队内部也在进行着权力斗争。三军都试图控制每个机构。比如，在教育部的所有职务上都是军方人员。在教师群体之间的内部斗争中，如果我看上了你的位置，我不会去找你的老板，我会到情报部门那里说你是蒙特内罗。像这样，军事组织正在被情报部门的方法所改变。曾经有一段时间，每个机构的内部问题都被“妖魔化”了。任何工会、大学和军队的内部问题，无论牵扯到什么，都是由“特别”部门，也就是情报部门来处理的。

　　有点这样的感觉：“进程”实施的方法赋予了情报部门 的权力。没有人能控制它们。科尔多瓦的一位将军利用“特别”部门，在工会、学校和大学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正是这种无政府状态造成了大量毫无理由的死亡。许多人的死不能被归咎于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我有一些庇隆主义的朋友，他们是强烈反对蒙特内罗的——他们曾和蒙特内罗作战过——仍然被杀死了。没有人权组织问过他们的事情，就因为他们是军人。为了打击颠覆分子而开始的斗争扩展了开来，所有人都受着威胁。这就是国家恐怖主义。

　　让我告诉你关于阿科蒂斯（Actis）将军的故事。有本书是讲这个的。阿科蒂斯将军是年阿根廷世界杯的组织者。似乎他和拉科斯特（Lacoste）海军中将在使用哪种彩色电视机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他在年被杀，有报道说他是被一支蒙特内罗突击队打死的，但每个人都指责拉科斯特海军上将对他的死负责。然后在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电力供应公司的经理索尔达特（Soldate）先生被杀。据说是一支蒙特内罗突击队杀了托尔达特，海军又打死了这支突击队。但在那个时候，这个国家里实际上已经看不到蒙特内罗了！还有另一种指控是，在海军和陆军之间的权力斗争中，马丁内斯·德·奥斯是索尔达特之死的幕后黑手——更不要说后来伊达尔戈·索拉[8]大使的死了。

　　当我在图库曼时，制糖工人的工会 领导人安蒂利奥·桑迪杨在年被暗杀[9]。人民革命军还在世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戈里亚兰·梅洛（他现在还在监狱里）承认他们杀死了安蒂利奥·桑迪杨，他还承认自己在乌拉圭杀死了阿纳斯塔西奥·索莫萨[10]并在年袭击了拉普拉塔的军事据点。人民革命军认为，备受尊敬的工会 桑迪杨正在摧毁革命的条件。矛盾的是，桑迪延是坚决反对“进程”与马丁内斯·德·奥斯的经济模式的人。他们把他杀了。游击队杀死了他，而他的死只对马丁内斯·德·奥斯有好处。对戈里亚兰的指控始终是在说，他是一个为钱卖命的雇佣军。桑迪诺分子（Sandinista）指控他是叛徒。他曾活跃于尼加拉瓜，后来被驱逐出境。他以一种非常可疑的方式杀死了在巴拉圭的阿纳斯塔西奥·索莫萨——因为他巧妙地逃脱了惩罚，还能自由出入任何地方。许多人说他曾给中情局干活。

　　埃内斯托：但我不认为美国对索莫萨的死感兴趣。另一件事是：阿根廷的左派坚持认为，“进程”时期的经济权力更加集中，军政府对社会行使控制权以便推行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又让这些集团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在我的印象中，军政府对政治经济学没有太多了解。但那些协助军政府的人推出了一位经济部长来执行政策。一方面是军事镇压，另一方面是这一政策的实施。现在我们把这些政策称为新自由主义。马丁内斯·德·奥斯放弃了关税，这就摧毁了中小企业并导致了巨额债务，最终使得阿根廷国家崩溃。然后还有私有化。

　　卡洛斯：石油公司、钢铁公司和航空公司，还有汽车公司（进行了私有化）。基本上，如果说起资本家，我们可以说，他们就是那些有足够经济力量来改变国家状况的人。为什么？因为当时人们已经看到了维持福利国家的困难。我们有糟糕的通货膨胀，无法再维持过去的福利水平了。在大概年到年左右，我们处在经济危机中。用来解决经济问题的政策，随后又导致了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

　　埃内斯托：我觉得不能单用阶级术语来谈这个。我认为在当时的整个权力体系中，分量 的是国家。国家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倾向于这个或那个部门。这就是决定经济政策方向的方式。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与庇隆主义统治下的国家达成协议，后来在其他时期，国家倒向了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部门——而它们本身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它们当时的财富不过只有三四亿美元。如今，“进程”发起人之一的格雷高里奥·佩雷斯·康潘[11]拥有45亿美元的资产。经济权力的集中是从马丁内斯·德·奥斯的私有化开始的。最初它的规模很小——科连特科的一家旅馆——但后来私有化涉及了非常重要的部门，比如伊塔洛（Italo）和电力公司。但我不认为外国势力直接参与其中。这一过程是从中东石油的石油美元开始的。资本流向美国和欧洲，从那里贷给拉丁美洲。

　　卡洛斯：在庇隆死后，所有团体都面临着经济混乱与权力真空的局面，在精英、游击队、三A团和一些边缘团体（正如我告诉你的那样，他们都是投机分子，从这一边跳到那一边）之间发生了战斗。我们有高通胀和许多其他问题。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普遍共识，也就是需要一场军事政变。每个人都希望军队接管权力并建立秩序。当政变发生时，所有人都表示欢迎。刚开始一切都看起来很好，但军队对他们的义务有自己的观点、对他们的使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掌权是为了拯救国家。

　　埃内斯托：拯救民族。但他们把这变成了一场灾难。那一代军人是本世纪最不合格的。他们只有非常低的文化水平和专业能力，每支部队中都产生了严重的腐败。强硬派取得了胜利。那些经济集团继续搞自己的生意。我们必须意识到，与梅内姆总统最近搞的东西相比，当时的私有化只能算是小事。我这么说是因为，最近的私有化达到了亿美元。在那时，私有化涉及的数目只有8万美元。

　　私有化。好吧，这是一笔大生意。当军政府的镇压力度减轻、与游击队的对抗减少时，大多数人就放弃了这个政府。然后与工会的激烈对抗开始了，此前的工会一直受到镇压，或者在压制下与政府合作。一个更富有战斗性的阶级开始走上舞台。加尔铁里将军找到了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方法——应该这么说——来保持他的权力。

　　卡洛斯：加尔铁里本来以为赢得战争就能解决内部问题，但我认为战争更多是由于美国在加尔铁里重建阿根廷中的作用。加尔铁里在美国获得了声誉。他向阿根廷军队发表讲话说，“我们属于西方世界”。我认为是有些人让他相信，如果他入侵马岛，那么美国会支持他。我不是在指责美国政府，这就是他本人的解释。加尔铁里将军的脑子并不是很灵光。

　　埃内斯托：确实。

　　卡洛斯：这个人相当无能。

　　埃内斯托：货真价实的蠢货。

　　卡洛斯：是的，货真价实的蠢货[12]……收复马岛的行动表现出，这些指挥官缺乏对世界的理解能力。他们犯的错误使我们付出了非常非常高昂的代价，即使是在今天我们也没能克服它们。在我看来，（发动战争）这是因为军方意识到他们失去了支持。而且他们还有内斗。

　　埃内斯托：军队内部的崩溃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在（成立军政府的）协议中，每个军种各负责三分之一的行动，这是为了平摊责任。此前，掌权的是昂加尼亚将军或者拉努赛将军个人。现在是整支军队，就像是他们全都在掌权，又没有一个人在掌权一样。并不是说，是我魏地拉将军下令动手让军队实行“进程”的。但实际上，权力并没有怎么进行分配。政府是由陆军管理的。海军试图获得更大的权力、制定它自己的政策，并且进行自己的镇压，而空军则支持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这种权力分配实际上从未起到过作用。

　　问：根据今天一期《十二页报》的报道，前内政部长阿尔金德古伊说，有一些关于整个镇压过程的档案。你认为他们会把这些曝光吗？

　　卡洛斯：不。他说的是他为自己的继任者留下了档案。他不是说这些档案还在。他说的是留过档案。它们可能确实还在——可能不止一份档案，而是上百万份。每个据点肯定收集了文件。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政府更迭的时候，这些文件都被销毁了。阿尔金德古伊是魏地拉将军的内政部长。他部门里的检察官是埃斯特拉赛达（Estraceda）博士，这个人就是后来审判指挥官的人。他也是军政府的检察官。但在镇压最残酷的年至年，为国内政策负责的内政部长阿尔金德古伊却没有受到审判。审判完全是随意决定的。

　　问：由谁随意决定？

　　卡洛斯：阿方辛。

　　埃内斯托：阿方辛有一个策略，但这种“随意决定”并不是出于这项策略的。他的策略是根据三类责任进行审判的：下达命令的人、服从命令的人和越出命令权限的人……[13]

　　卡洛斯：我想回到马里奥·菲尔梅尼奇的事件和蒙特内罗的起源的话题上。我想说清楚情报部门和菲尔梅尼奇之间的关系。昂加尼亚将军的军政府主要是由反对阿兰布鲁将军的民族主义军人组成。总的来说，他们是陆军军官，但也有反对阿兰布鲁将军的空军人员。这些人非常痛恨阿兰布鲁，因为阿兰布鲁在年取代了洛纳尔迪将军，抛弃了军队中的民族主义者，甚至包括那些推翻庇隆有功的人。并且因为在年，为了夺取权力，阿兰布鲁射杀了甚至不是庇隆分子的军人。这些在年被阿兰布鲁赶走，又被他杀死同事的军人，他们加入了昂加尼亚政府。从意识形态上讲，他们是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有一些反帝国主义的思想。他们身边有一群年轻人，后来其中的许多人成为了蒙特内罗。举个例子，其中就有奥拉西奥·韦比茨基[14]。在 次科尔多瓦起义后，赶走昂加尼亚成为了话题。为了推动向选举的过渡，阿兰布鲁将军似乎是有可能上台的领导人。对阿兰布鲁的绑架，就是在人们对他深恶痛绝的背景下发生的。

　　最初的蒙特内罗小组有十二名成员，他们都不是庇隆主义者。这支队伍的名字取自胡安·何塞·巴耶将军，他是一位非庇隆主义的将军，在年被阿兰布鲁射杀。蒙特内罗的 位领导人是费尔南多·阿瓦尔·麦地那，他曾是民族主义 桑切斯·索伦多（他现在还活着）的一个民族主义小组的成员，他们出版过一份叫《蓝与白》（AzulyBlanco）的非常重要的刊物。

　　阿兰布鲁的绑架是一个奇怪而神秘的事件。据说当阿兰布鲁被绑架时，他是跟着认识的人离开家的。他不是从家中被强行带走的。因此，可能是情报部门让他认识的人把他带走，再把他交给蒙特内罗的。被目击和阿兰布鲁一起离开家的人，要比当时的蒙特内罗年纪大得多。当时的阿瓦尔·麦地那只有二十到二十一岁。这是阿兰布鲁的人说的。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阿兰布鲁的人声明，昂加尼亚政府是绑架案的幕后黑手。不久之后，蒙特内罗宣布对绑架负责。但是最初，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庇隆主义者。有关当时蒙特内罗的情况充满疑点。好吧，这些蒙特内罗后来不得不进行军事行动来站稳脚跟，他们占领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个城市，但 以惨败告终。那是加林市（Garin）。据说这次“占领”是为了瓦解受阿兰布鲁事件影响而动摇的昂加尼亚政府的政治影响力。蒙特内罗想出了进攻加林的计划，它是为了在政府中制造政治活动的空间。几个月后，在给阿兰布鲁的死收钱时，费尔南多·阿瓦尔·麦地那死在了与警察的交火中。

　　问：绑架的赎金？

　　埃内斯托：是的，当然。但发生了什么？本来应该交钱的商人没有来。反而他打电话给了警察，那两个人：拉姆斯和阿瓦尔·麦地那就被杀死了。

　　卡洛斯：嗯，解释是这样的。在两本书里（作者来自不同的政治派别）都提出了这样的指控，也就是说政府为这些人离开国家付了钱。由于他们无法直接付钱，所以他们要通过第三方。而第三方的一个成员出卖了他们，打电话给了警察，拉姆斯和阿瓦尔·麦地那就是这么死的。几个月后，这名商人被蒙特内罗打死，后来这场犯罪也没被提到过。为什么？因为杀死他的人后面就 了。他是最初创建蒙特内罗的十二人之一。他的姓是克鲁兹。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在阿兰布鲁的死之前，蒙特内罗和庇隆没有任何接触。在整整一年之后，他们才进行了 次接触，并且可以肯定的是，直到年，军队都没有将阿兰布鲁当作颠覆活动的烈士，或当作被颠覆分子杀死的军人。随着阿兰布鲁的死，蒙特内罗在年兴起。他们提到死亡、审判，以及阿兰布鲁带着完全的尊严而死。他们证实了，是自己杀死了他。然后，军队声明，打击颠覆活动中的 位牺牲者是阿兰布鲁，并用阿兰布鲁的名字命名了几支陆军部队。蒙特内罗需要宣示自己的存在，军队也需要树立一位与颠覆分子战斗的烈士。但这些书的说法相反，它们说阿医院死于心脏病。这并不令人奇怪。军队中的民族主义与 批蒙特内罗的思考方式非常类似。他们具有相同的思想根源。他们都不是庇隆主义者。他们是民族主义者，特别是在阿兰布鲁的事件中，他们还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些联系仍持续着，军队与蒙特内罗始终保持着联系。

　　在每个场合，当卡洛斯·古斯塔沃·拉姆斯死的时候，菲尔梅尼奇逃走了。他在每场战斗之前都逃走了。当阿瓦尔·麦地那走进酒吧，和拉姆斯一起被杀的时候，菲尔梅尼奇却以某种方式活命了。一段时间后，菲尔梅尼奇和另一位 批蒙特内罗的领导人，卡洛斯·卡普亚诺·马丁内斯[15]一起喝咖啡，菲尔梅尼奇去了洗手间，然后警察过来杀死了卡普亚诺·马丁内斯。在短时间里，所有最初的领导人都死了，除了菲尔梅尼奇和诺玛·阿洛斯蒂多。她在几年后死于海军学校集中营。后来，庇隆武装力量加入了蒙特内罗，但那时候留下的人里面，已经没有最初的领导人了。后来，菲尔梅尼奇和马赛拉在欧洲建立了联系。他们在年签署了某种和平协定……

　　今天，大多数参加镇压的人都退出了军队。与海军相反，陆军把所有被指控侵犯人权的人都强行退役了。在海军中，那些“亲马赛拉”的人仍掌握权力。后来阿道夫·弗朗西斯科·希林戈的事件发生了。当海军的两名军人准备被晋升为将官时，由于其人权方面的记录，国会阻止了他们的晋升。然后，这两名军官在国会面前介绍了自己，并说，“海军是走正规流程的。如果他们否认我们的晋升，那么现在的所有海军将官都和我们一样，或是负有更多的责任，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上级。”海军首长随后撤回了晋升这两位舰长的要求。

　　后来，希林戈带着他的故事出现了，他把将活人扔进海里的故事告诉了记者奥拉西奥·韦比茨基。我是怎么看的？我认为是海军的内部事务引发了这一问题，希林戈对此说明道：“我知道许多对你们所有人都不利的事情。如果不让我们升职，我们就把知道的都说出来。”海军诬陷希林戈犯有诈骗罪，然后他进了监狱。但是希林戈把他的指控告诉了韦比茨基。从这以后，所有人权组织开始给“悔过者”寄钱。比方说，一位薪水很低的退伍陆军军士说：“我看到在……发生了……”，他们就会给钱。有人付钱给他，他就把它们都讲出来。

　　但是，侵犯人权的案件，几乎只限于由委员会提出的指控，以及（对军政府成员的）审判。军队为七十年代使用的手段公开发表了自我批评的声明。巴尔萨将军就所使用的方法进行了公开道歉。

[1]奥拉西奥·巴耶斯特（HoracioBallester，年7月18日——年10月24日），阿根廷陆军上校、人权活动家。年入伍。年起是庇隆主义者。年参加了推翻伊利亚总统的政变。年军政府上台后，多次抨击其内外政策。年反对马岛战争。年发起成立阿根廷争取民主军事中心。年逝世。——中译者注

[2]阿根廷争取民主军人中心（ElCentrodeMilitaresparalaDemocraciaArgentina,CEMIDA），是阿根廷的一个退役军人组织，年成立，支持民主政治。年解散。——中译者注

[3]巴尔宾少校的 次执勤就是去图库曼。——原注

[4]让·拉尔泰吉（JeanLartéguy，年9月5日——年2月23日），法国作家、战地记者。原名让·皮埃尔·吕西安·奥斯蒂（JeanPierreLucienOsty）。年入伍。年经西班牙赴非洲，与法西斯作战。年参加 。年起担任巴黎新闻社记者，参与报导了印度支那革命、阿尔及利亚革命、越南革命及拉丁美洲革命等。年逝世。——中译者注

[5]安东尼·奎恩（AnthonyQuinn，年4月21日——1年6月3日），原名曼努埃尔·安东尼奥·鲁道尔佛·奎恩·瓦哈卡（ManuelAntonioRodolfoQuinnOaxaca），墨西哥裔美国演员、作家、画家、导演。年、年两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男配角。年获金球奖终身成就奖。——中译者注

[6]安德列·冈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年2月4日——5年4月25日），德国裔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70年代初赴智利，参与了阿连德改革。年阿连德被推翻后流亡欧洲。年退休。——中译者注

[7]萨帕塔运动（Zapatismo），指年墨西哥革命期间，墨西哥南方解放军的土地政策及军事活动，因其领导人埃米利亚诺·萨帕塔而得名，持农业主义立场。——中译者注

[8]艾克托·伊达尔戈·索拉（HéctorHidalgoSolá，年？月？日——年7月18日（存疑）），早年担任律师，后加入正义党，是右翼庇隆派。年政变后任驻委内瑞拉大使。年遭绑架，后神秘失踪。——中译者注

[9]这里在时间上出现了重大错误，桑迪杨实际上是在年3月22日被杀。——原注

[10]阿纳斯塔西奥·索摩萨·德瓦伊莱（AnastasioSomozaDebayle，年12月5日——年9月17日），尼加拉瓜独裁者。早年从事家族生意。年老索摩查遇刺身亡后，于—年任国民警卫队局长。—年、—年任尼加拉瓜总统。年尼加拉瓜革命胜利后流亡巴拉圭。年在巴拉圭被阿根廷人民革命军派遣的特工用炸弹炸死。——中译者注

[11]霍尔赫·格雷高里奥·佩雷斯·康潘克（JorgeGregorioPérezCompanc，年8月23日——），阿根廷商人，曾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阿根廷第四富有的人。——中译者注

[12]以下省略对马岛战争策略的进一步讨论。——原注

[13]以下省略对阿根廷的策略与成果的讨论。——原注

[14]奥拉西奥·维比茨基（HoracioVerbitsky，年2月11日——），阿根廷作家、记者。60年代末参加庇隆主义武装组织。年加入蒙特内罗，后流亡秘鲁。年回国，在著作中发表了大量有关秘密拘留所的情况。年以后影响力逐渐减退。——中译者注

[15]卡洛斯·劳尔·卡普亚诺·马丁内斯（CarlosRaúlCapuanoMartínez，年4月3日——年8月16日），年加入蒙特内罗。年参加了绑架并杀害前总统阿兰布鲁的行动。—年任蒙特内罗西北纵队领导人。年在与警方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中译者注

上帝的刺客——七十年代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

译者序言

章（前言）

第二章面对国家恐怖主义（一）

　　　面对国家恐怖主义（二）

第三章暴力的历史（一）

　　　暴力的历史（二）

第四章庇隆主义与军国主义

　　　庇隆以后的军政府

第五章工会运动

第六章一场短暂的革命（庇隆归来）

第七章肮脏战争（一）

　　　肮脏战争（二）

第八章非法监禁

第九章“进程”（一）

　　　“进程”（二）

第十章革命者与动摇者（一）

　　　革命者与动摇者（二）

第十一章图库曼省

第十二章媒体与国际背景

第十三章深刻分裂的教会

第十四章第三世界神父运动

第十五章军人的辩护

第十六章其他军人的观点

　　本 　　在年的寒春，冷热不定的气候中，这个 　　那么，是什么样的历史？简单说，是社会斗争的历史。20世纪波澜壮阔的社会斗争，至今为止，它的绝大部分内容，尚未被中国人所了解。这个 　　为什么是彼得格勒？因为-年间的彼得格勒，发生了太多促进人类解放的壮丽事迹。而这个 　　 ，希望从“彼得格勒”发出的信件，能够到达收信人手中。欢迎投稿。邮箱：sum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