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人的演讲并没有引起我多大兴趣，倒是更关心尼克松总统图书馆的主人48年前说了啥？因为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更能验证判断的价值，而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身份或是演讲的地点，而增加其演讲的分量，尤其是开历史倒车的演讲。

“虽然中国局势混乱，又一穷二白，但是中国人民有这样卓越的才能与力量，中国以后一定会跻身于大国行列。想想吧，中国如果有个不错的政府，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局面啊！上帝啊……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我的意思是，要是把8亿中国人放到一个不错的制度之下，他们就能领导全世界。”

这是尼克松当年的预测，有没有一种历史穿越的感觉。水门事件虽然让他下了台，但政治家的历史判断，仍然在台上。

基辛格的解释，倒应该讲给现今的美国政要。“不管他（指尼克松）长期以来多么反对共产党，这回他访华的目的都不是要让中国领导人改信美国的民主原则或自由经济。”

冷战结束后，弗朗西斯·福山这样写道：“我们可能正在目睹……这样的历史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就像戴蒙德在《巨变》中所说，在这样的乐观情绪中，美国人哪有接受失败的心态。

福山自信地说：“思想的战争已经终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者可能将仍然存在于‘像马那瓜、平壤和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这样一些地方’，但自由民主制已经获得全面胜利。未来人们将不再致力于令人振奋的思想斗争，而是致力于解决世间的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他相当惋惜地总结道，这将是十分令人厌倦的。

亨廷顿在阐述看世界的范式时，还提到了“两个世界的范式，我们和他们”。他说：“虽然在一些重大冲突结束时出现了对一个世界的期待，但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两个世界的思维模式的倾向再次出现。人们总是试图把人分成我们和他们，集团中的和集团外的，我们的文明和那些野蛮人。”

穆斯林传统把世界分为和平的住所和战争的住所。这一区分在相反的意义上反映在冷战结束时，美国学者把世界划分为“和平地带”和“动乱地带”。前者包括西方和日本，它拥有大约15%的世界人口，后者包括其他所有的人。

亨廷顿说：“说世界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现实，这取决于如何界定。出现在多种名称下的最普遍的划分是富裕的和贫穷的国家。从历史上来说，与这种经济划分方法相关的是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文化划分方法，后者较少强调经济富裕程度的差别，较多强调基本的哲学、价值和生活方式差别。”

除了一个世界和两个世界的范式，亨廷顿还介绍了“或多或少个国家”和“完全的混乱”两种范式，这里略过。

倒是亨廷顿引用加拿大学者的看法，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冷战的最初年月里，加拿大政治家莱斯特·皮尔逊富有先见之明地指出了非西方社会的复兴和活力。他警告说：“设想这些诞生于东方的新的政治社会将复制那些我们西方人所熟悉的政治社会是荒谬的。这些东方文明的复兴将采取新的形式。”

◆美国政治家的极化不过是顺从了选民的意愿，其实美国整个社会都在极化

◆当美国政治没有了妥协，那只有往政治极化方向发展

◆今天，看着中美之间方方面面的冲突；回望昨天，49年前双方放下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