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世纪60年代，随中国革命而兴起的世界范围内的青年学生运动和左翼运动，虽然已沉入那段激情飞扬又错综复杂的历史当中，然而，作为一种精神标记的年代，却始终没有丧失它的抵抗性和理想主义魅力，对于全世界葆有这缕革命幽魂的人们来讲，60’s这面旗帜足以引领素不相识者在茫茫人海中确认彼此。今天，当代文化研究网为大家推送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从北京到伦敦访学的年轻学者在酒吧偶遇英国老人Richard，交谈中引出了这位年毕业于剑桥的高材生在冷战氛围最严酷的时期，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前往古巴访问的旧事。为什么一个跻身于西方上流社会的青年会甘愿在那个极端的年代顶上“共产”的政治帽子，他在古巴看到了什么，后来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下面的故事里。更加重要的是，Richard的故事以鲜活、真切的经验再次揭开了历史的一角，这“一角”既是不列颠的另一面，我们相信，也是属于受压迫者和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世界的另一面。只要这“一角”和这“另一面”在现实中存续不灭，那么革命的幽魂终有一日会重新顽强的昂起头颅！

作者简介：赵志勇，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民众戏剧工作者。

感谢作者赐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不列颠的另一面

赵志勇

周四晚上是去LondonBubbleTheatre排练的日子。那天因为下午有事出门，所以早早到了位于东伦敦Rotherhithe的剧场。时间实在是太早，在剧场门口徘徊了片刻，拐进了对门的THESHIP酒吧消磨时间。

周四下午三点多钟，酒吧里没有什么人，要了杯啤酒，坐到角落里掏出Kindle准备看会儿书。抬头四顾时，看见邻座一位老态龙钟的老先生朝我微笑致意。微笑着打招呼回去，没想到老先生示意问我是否可以坐到我这边来。反正到这酒吧来就是消磨时间的，有个人聊聊天很好。被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家搭讪，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不是么。

—“今天天儿不错。”——声音沙哑而虚弱，倒是典型的英国式搭讪。

—“没错，挺暖和的。”

—“你是日本人？”

—“哦，不是，我是从北京来的。去年十月刚来，在Goldsmiths做访问学者。”——大概看老人家慈眉善目，言谈举止颇有教养，所以很愿意跟他多聊聊，主动就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他了。

—“那你住在这里很方便，到Goldsmiths很近啊。”

—“其实我不住在这里。只是最近每周都要往这边跑两次。”

—“明白了。我可不可以好奇问问，是什么事情让你每周要往这里跑两次呢？”

—“您知道LondonBubbleTheatre么？我来参加他们的活动。”

—“我知道。以前我也经常去参加他们的活动。你喜欢戏剧什么的？”

—“嗯，就算是吧。”

—“这后边，就在我家楼下，有一个电影俱乐部。每周二晚上都有跟电影有关的活动。我现在每周都去。我觉得你会感兴趣。”

-剧场门口的THESHIP酒吧。

就这么开始聊了起来。也许因为我来自遥远的中国吧，话题开始转向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土地，转向旅行。好奇地问了老人一句：“您大概去过很多地方吧。”老人眼神忽然恍惚，似乎望向了一个久远的过去：“是啊，去过的地方太多了。”

似乎是一个有很多故事的老人。于是试探地问了一句：“那您觉得去过的地方哪儿最有意思？”

老人看了我一眼，笑了：“年去古巴，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那时候你肯定还没出生呢。”

“年?”我吃了一惊。“冷战最厉害的时候，请问您是怎么去的？”

“我在这儿组了个团，全是对古巴有兴趣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给古巴那边写了封信，然后我们包了一架飞机，就去了。”

略震惊，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过了片刻，讪讪地说：“那个年代对古巴感兴趣想去看看的欧洲年轻人，应该都是左派吧。我也很想去古巴看看，可惜一直没有机会。”

左派这个词一出口，老人家笑了笑。问道：“你是左派么？”

—“我是左派啊。否则的话我大老远从中国来这里，不去旅游购物，不去西区看秀，跑到一个社区戏剧中心来做什么呢。”

老先生又乐了。“其实我六十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对激进政治没有任何概念，也没有任何兴趣。那时候，我喜欢唱歌，喜欢文学，写诗什么的。”

—“您是在哪儿上的大学呢？”

—“剑桥。先学的西班牙语，然后去了社会学。”

—“哦，那可能是因为剑桥没有什么激进政治的传统吧。毕竟那是一个很贵族很精英的地方。”

—“是很精英，不过还是有一群激进学生。只是那个时候他们和我的世界没有关系。但是很快，大学毕业之后做第一份工作，我就接受了政治启蒙。”

接下来，老先生开始讲关于他的政治启蒙的故事。一九六四年，他大学毕业进了利物浦一家专营棉花进出口的公司，被公司派去美国密西西比一个大型棉花公司出差。到了密西西比那个大棉花工厂，Richard(老先生的名字)好奇地注意到：在这家公司里，办公室和分拣车间这两个等级较高的工作场所，所有的职员全是白人。而在仓库工作的则清一色是黑人。Richard恍如隔世地说：“那时候，我是太天真了。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于是有一天，我特傻地问该公司的一位同事：‘为什么你们这儿办公室和分拣车间一个黑人都没有？’结果没过两天，公司里的传开了我的外号：PinkNiggerLover。大家对我开始敬而远之。这是我人生中受到的第一次政治启蒙。”

所谓Pink，指的是有共产思想倾向。在60年代中期的美国中西部，被戴上这么一顶帽子，大概足以被周围的人视为危险分子了。美国出差结束后，Richard直接被公司派到尼加拉瓜和另一个中美洲国家出差。他回忆起自己作为一个二十四岁出头的年轻人独自住在马那瓜的高级酒店，尼国农业部长为了做生意则在首都一座山上的高尔夫俱乐部宴请他，而俯视山下，是一片连绵无尽的贫民窟。就在这次出差时，Richard赶上了中美洲的大地震。地震中当地人死伤无数，而欧洲人和美国人直接被巴士拉到机场，登上飞机立刻就能逃命。Richard没走，但是他眼看着某捷克制鞋公司驻当地的代表丢下了在当地娶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自顾逃命，令他无比震惊。

而最让他震惊的，是电视里播放的美国赈灾场面。地震后，老百姓都睡在街上，而所有未受损的公共建筑都有重兵把守，闲人不得入内。震后各家美国公司前来表示亲善友好，然而救济灾民的物资无一例外都是自家生产的产品。Richard说，他亲眼看见当地电视里直播美国某家电器公司的赈灾实况，一位在地震中失去家人和住所的妇女获得了该公司生产的一台冰箱作为救济，上台领奖时千恩万谢。而主持人则大肆宣扬美利坚友邦如何仗义慷慨。Richard说：这一切让他觉得荒谬极了。这个贫民窟的妇女住的地方可能根本没有电力设施，更何况地震之后她已经无家可归，她要这冰箱何用？在中美洲经历了这第二次政治启蒙之后，Richard说：他开始变成了一个左派。

因为这段经历，Richard开始对铁幕那边的世界感到好奇。两年之后，他牵头组织了一群英国年轻人去古巴参观访问。Richard说，那时候古巴还没有开放观光旅游，去古巴的欧洲人都是像他们一样对古巴社会主义建设感到好奇的左翼青年。他们在当地一个青年营住了两个月。上午参加劳动，种咖啡，下午参加各种文化活动，讲座、纪录片放映、戏剧演出、医院等等。Richard说，他惊讶于古巴的教育、医疗、文化水平远远超出当时周边的中美洲邻国，而且这些社会资源被较为公平地分配给国民，并非少数社会精英的专利。Richard说：从那时开始，他觉得自己开始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书影，[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

初春时节，午后阳光晒得身上一阵阵暖和。在一个安安静静的酒吧里听对面这位体弱气衰的老先生讲过往的故事，觉得心里满满的都是亲切感。可一时竟然也不知该说什么。上个世纪那些激动人心的年代，只是在历史书上读到过，自己并未曾亲身经历。从记事之事起，所见所知的，就是一个粗鄙可憎的世界。面对这位从历史纵深出走来的老人，打心眼里觉得羡慕。想了半晌，说道：“其实，我的政治启蒙也和拉丁美洲有关系。十五年前，我读了乌拉圭记者加莱亚诺写的一本书《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然后我觉得我开始真正了解这个世界了。可惜，我不会西班牙语，没有办法接触很多思想资源。”

说完下意识地看表。老人问道：“你是不是该走了。”

—“还好吧，再待个半小时，我就该走了。”

—“要不去我家喝一杯？就在后面楼上，面对着泰晤士河。待会儿你回来Bubble，顶多走五分钟的路。”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跟着老人走出酒吧，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没两步就到了老人的家。房子大约是从前的库房改建的，南面的厨房卫生间卧室和阁楼是一个颇为舒适Loft，而北面是空间宽敞屋顶很高的客厅。客厅的北面，一个大阳台面对着脚下的泰晤士河。夜幕初临，河上的TowerBridge已经亮起了灯，海鸥的叫声划破空气中的宁静。客厅里一架巨大的三角钢琴，好奇走到琴边看看，谱架上居然是我练过的教材，巴托克的《小宇宙》第一到第四册。

老人家里很多书，从进门的玄关到客厅，一直到楼上卧室阁楼全是书架，架子上很多建筑和城市规划方面的书。随口问了一句：“您对建筑有兴趣？”老人说：“以前开过一家事务所，开了十几年了吧。帮人做一些非营利性质的设计规划什么的。因为在某某街（记不住他说的地名，只知道是Downtown，也就是地价很贵的地段）有个挺大的房子，想用它干点事情，就开了那么一家。后来钱亏得太厉害，干不下去了。就搬到这儿来了，在这儿住了有将近三十年了。”

-圣母玛利亚教堂门前的院子，远处那幢灰色小楼就是Richard的家。

莫非这又是一个有钱人家的任性子弟？剑桥毕业，六十时代在美洲变成了左派，七十年代做社区公共服务，把自己Downtown（市中心）的大房子给折腾没了，然后搬到东伦敦的这个穷街陋巷来过日子。听起来实在是个有点耳熟能详的故事啊。后来熟悉了Richard，才知道他并非富贵之家出身，而是成长于一个底层白领家庭，因为学业优秀，一路拿着奖学金上了ElementarySchool（小学）和某个Top15的PrivateSchool（私立学校），然后进了剑桥，毕业后成了一个与中美洲小国政要们周旋的英美跨国公司商业代表。换到年代以后的新自由主义世界，出身贫贱之家的年轻人混到这个地步，人生目标也就算是彻底实现，从此可以天天躺着混吃等死了吧。但是年代的年轻人Richard不是这样，他似乎想要更好的世界，也愿意为这个更好的世界拿出自己手头的财产来折腾一番。尽管出身底层的他绝对知道贫贱的滋味，也懂得挣钱不容易。

而这个世界似乎也不愿意轻而易举地变得更好。最终，钱财折腾光了也没能做出什么来。但回顾往事的时候，Richard老先生是这么说的：以我那样的家庭出身，如果没有奖学金的话，当年我上的那个PrivateSchool（私立学校）和剑桥我是够不着的。你知道，年代撒切尔上台之后，也不可能再有年轻人能象我那么幸运了。

听老人讲这些经历的时候，我脑子里不由得浮现出很多熟识的故事。不知道怎么地就想起看过一个年BBC拍的剧集，讲的是著名的剑桥五间谍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是一集里，萧瑟凄凉的三十年代初，剑桥街头的穷苦人在游行示威，而大学里的精英子弟们不为所动地从旁穿行而过。倒是主人公GuyBurgers驻足观望，久久未曾离去。然后，是喝醉的Burgers抱着他的基友痛哭：普罗大众在街头忍饥挨饿，而我们却在这里过着人上人的生活。再往后，康河边的文人雅聚，Burgers挑衅地当众脱光了衣服，号称要和过往的生活决裂，纵身一跃跳入水中。然后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Burgers和他的基友们先后被导师拉入伙，给苏联人当了间谍。

-BBC剧集CambridgeSpies（剑桥风云，）海报。

BBC的片子，居然把被当年震惊朝野的几个红色间谍的故事拍得如此荡气回肠，让人深受感动。记得那天一口气看完了整部剧集，心潮澎湃地走下楼梯。在厨房倒水喝的时候正好房东也在。随口感叹一句：刚看了BBC拍的CambridgeSpies，太好看了！结果房东阴沉着脸骂了一句：Traitors（叛徒）！

年代从英军离职的房东,代表的无疑是另一个英国。这个层面上的英国人，跟北京胡同里的板爷一样，热衷信口开河，纵论天下大事。曾经的大帝国首都里生活着的市井小民，总归是不太讨人喜欢的。记得有一次在某个PUB里聊天，他跟一大堆人侃伦敦奥运开幕式，说北京那个算个屁，不就是玩人多么。咱们那才叫有创意。咱们创意太牛逼，把之前所有纠结的历史统统放过不提，直接从工业革命开始讲，我觉得特别牛逼。工业革命，那是咱们大英帝国教全世界人民学做人的年代啊。

吹嘘得我听不下去了，冷冷回了一句：你们工业革命那会儿是牛逼，牛逼得跑我们中国去卖鸦片。

侃爷大概没想到居然有人敢给他泼凉水，瞪我两眼之后，胳膊杵着腰开始耍无赖：我们拿鸦片换你们的茶叶，公平交易怎么了。

如果他不是我房东的话，我一定跟他撕到底。

还有，曾经不止一次听他跟人讲：年香港回归之前，我在香港告诉身边所有的人，放心吧这是你们统一了中国而不是中国统一了你们。二十年后回忆当初说过的话，哥们非常得意：看看今天中国的变化，谁敢不承认我当初的预言是对的？到底是中国变得更像香港了，还是香港变得更像中国了？我常跟我的香港朋友说，香港了不起啊，开化了十三亿中国人。

更不用说，每次只要在电视或者网络上看到任何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负面新闻，比如关于中国游客如何在海外丢人现眼之类，他一定要跑到我面前来，绘声绘色来讲给我听，然后幸灾乐祸地加一句：YourpoorChinese（可怜的中国佬）!

后来有一次跟Richard聊天，说着我这位房东，我很困惑地发问：他那么喜欢东方，家里布置得特别东方情调；找个伴侣也是马来西亚华人，身边的朋友好多都是香港人、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为什么对我这个中国人就那么不友好呢？Richard冷冷地说一句：你刚才提到这几个地方都曾经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但你们中国可不是。这话让我瞬间恍然大悟，顿时参透了不列颠小市民沙文主义者兼东方主义者的人格逻辑。

好在偶遇了Richard，我总算在日常人际交往的圈子里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英国形象。好吧，Richard大叔，以后没事我就上你家来坐坐，跟你聊聊天什么的吧。英国这截然不同的两面，我还是想更多地亲近一下你所在的那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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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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